杨帆：论政党的桥梁作用——基于西方政党经验的思考

论政党的桥梁作用——基于西方政党经验的思考

杨帆

政党政治研究中有一个十分通俗的比喻，“政党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这样的比喻已经被大家广为接受，成为了不证自明的公理。但是，如果说这个简单的比喻很生动地表述了政党的功能，那么它可能也过度简化了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政党和社会三者互动的复杂性，远远要高于这个桥梁的比喻。西方与政党制度的形成历史相对久远，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更成熟，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也更具有典型特征，所以考察西方政党的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政治权力——国家与政党关系的核心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政治学，权力都是一个十分重要又非常复杂的概念。围绕这一概念产生了大量的争论。[1]在此，本文并不想加入这一争论之中，但是我们可以将权力所表现出的重要社会政治现象作为权力的内涵而直接采用。显而易见的是，在所有的社会中，一些人总是在追求自身目标的时候比别人更加有能力，如果他们追求的目标与其他人不相一致的时候，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忽视掉别人的偏好，甚至在违背后者的意愿的时候，仍然能够保证自身目标的实现。这就是典型的权力现象。权力现象总是基于某种特定的价值，而无论这些价值是基于个体的福利层面，还是人际交往层面。权力产生作用的最根本原因，都是基于对这些价值威胁采用严厉的剥夺。[2]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波比奥区分了三种权力形式：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这三种权力的基础分别是对于重要物资、社会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强制工具的控制。[3]权力总是倾向于不断扩张自己的控制范围，直到越到其他权力的抵制。所以几种权力之间会出现相互的竞争，例如基督教时期的欧洲，掌握意识形态权力的教会和掌握政治权力的世俗君主之间就有着长期的斗争，相互争夺对整个社会的管辖权。在现代国家中，政治权力取得了对其他权力的优先性，因为，只有政治权力可以允许个人以一种相对和平、有序的方式从事自己事业的活动——包括允许个人拥有的其他社会权力的行使。[4]正是这种对社会秩序的确认和维护功能，使得政治权力具有了至高性。政治权力控制了强制的组织和工具，所以暴力成了政治权力特有的资源。暴力是以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个人人身存在或者生活福利中至关重要的一些价值，比如生命延续、肉体完整、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暴力可以被视为当权者对权力对象能够行使的最终手段，而且在普通人看来，也是非常严厉的手段。暴力的影响结果往往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人身限制乃至生命剥夺总是激起人们巨大的痛苦和恐惧，因此能够保证当权者权力的事实。政治权力成为最终极意义上的权力。国家是政治权力制度化最重要的形式，正如德国的社会学家海因里奇·波皮茨指出：“权力关系日益显示出非个人化的特点。权力不再是完全由某个特定的、在任何时候有决定权的个人所掌握。权力与非个人的、固定的功能和地位联系起来，即权力日益形式化。权力的形式越来越按照规则、程序和仪式进行。……权力关系日益整合进一种包罗万象的秩序。权力逐渐适应现存的环境。权力嵌入并被吸纳进它所支撑同时也得到其支撑的社会。”[5]换句话说，权力被成功地转化为权威。政党自其起源之初，主要目的就是在国家内部寻求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和控制，无论争取选民投票支持自己获得议席还是总统宝座，都是以竞争政治权力为目标的。政党是在公共领域中诞生，收集和筛选各种社会要求，将这些要求集中起来输入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环境，这种政治输入的功能也可以由一些其它的组织来完成，比如利益集团或者社会运动。因为这些手段在某些方面比政党渠道更具优势，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政党对政治输入的垄断地位。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运动与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并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两者都代表着政治活动的本质发展：民主化进程和社会运动基于相同的基本原则——普通公民的政治意见是得到咨询的。”[6]所以，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核心就是政治权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党需要关注公民社会的政治输入方面的需要，正是政党在对政治输入路径上的垄断程度，决定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模式。

社会中心还是国家中心

在政党刚刚出现的时候，政党研究就有一个明显的社会中心论的视角，埃德蒙·伯克将政党定义为：“根据一致认同的某种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团体。”[7]此处的国家当然是指整个社会构成，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权力抽象物。因为社会的产生在历史上先于国家和政党的，很容易使人们从整体功能的角度去理解这些后来出现的组织作用。这种社会中心论的视角，乃是试图将政党政治的发展还原为本身并不具有政治性的社会发展过程的产物。而且将政党的起源和发展看做高度决定性的现象。各国政党和政党制度虽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但是他们的基本进程都是遵循一种简单的、强制的逻辑，政党政治的研究就是去发现和阐释这一逻辑的过程。这种社会中心论的观点，曾经也在国家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考察国家、社会和政党的关系过程，应该保持对社会中心论的距离，对于决定论也应当小心应付。当然，这也并不是要主张一种将国家视为当代社会的主导力量，是决定性的力量这一观点；也不是要否认国家的很多政策和措施是为了解决各种社会力量相互竞争的手段，各种社会力量都希望国家能够支持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只是要强调国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的主要关注点就是积累和行使政治权力，国家本身也存在着自己特定的利益，这种利益有反过来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做出某些政治决策。[8]政党作为一个组织的出现，同样会有基于自身逻辑的利益。以这种观点看待国家和在其中活动的政党，可以更多容纳理论之中出现的解释偏离，也可以对历史变迁中的偶然性给予更多的重视。因为政治权力只是社会权力中的一种，三种不同权力(或者四种)在相互的竞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多种多样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关系模式只能是一个解释框架，不可能成为一种可以精确描述的模型，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只能够依赖于比较研究和经验研究不断推进。

政党与政党制度的成因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形成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政党对社会公民偏好的反应过程。但是这种反映过程却是十分的不清晰的。学术界关于生产政党和政党制度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政党和政党制度对这些因素的变化是否是敏感等问题有着广泛地争论。从西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来看，学者们的主要关注点可以分成三种。

首先是社会学的解释。这一派学者强调社会分野尤其是阶级分野在政党政治中的重要性。正如李普塞特所言：“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的在于，政党斗争是阶级冲突。政党支持者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实是，几乎在每个经济发达国家，属于低收入群体选民都主要投左翼政党的票，而高收入的选民主要支持右翼政党。”[9]李普塞特和罗坎合作主编的一部极有影响力的书中，他们将社会学解释的方法大大地深入和扩展，构造了一个详细而精致的理论模型，其主要观点就是，现代政党制度是最近几个世纪的社会冲突的产物。他们区分了四条现代工业社会的分野线：中心—边缘，国家—宗教，土地—工业，所有者—工人。这些分野的冲突以及解决方式都将影响一个冲突，而不同的解决模式，最终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结盟模式和相应的社会对抗模式，这就是20世纪各国不同政党制度的基础。这类社会学解释中，学者们宣称，制度并不直接决定政党制度的性质，政党领袖在制度结构下所采纳的战略也同样不具有决定性，李普塞特和罗坎把制度视为“次要的因素”，“各政党制度之间极为重要的差异在竞争性政治的早期阶段、在大众动员的最后阶段到来之前便已经出现了。”[10]

第二条道路是制度主义的方法。制度主义者认为政治斗争受到了其所在的制度环境的高度制约，所以政治制度的变化会深刻影响政党的组织和活动，蒸蛋与社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产生出不同的政治体制。制度主义者早期强调选举制度的作用，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莫里斯·迪韦尔热的论述，通过对英国政党制度的研究，迪韦尔热宣称：“一轮简单多数投票制有助于形成两党制”，“二元国家采用简单多数选举制，而实行简单多数选举制的国家都是二元国家。”[11]通过政党制度主义的视角，可以看到，政党并不必然是社会阶级的冲突的传声筒，它不仅是一个拥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组合，同时也是更加广泛的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所以无论是政党的产生、发展和其它各种活动，都是在各种实际的政治制度中才出现的，政治制度限制了政党的策略和选择，政党初期所形成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都对它后来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规定作用。

第三种理论则关注于政党竞争。政党竞争理论同制度主义一样，也反对从社会学因素是决定政党和政党制度特征的首要原因。同制度主义不同的时，竞争理论更多的聚焦于对选票的竞争这一方面，政党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组织，争夺选票是政党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这一学术路径的开创者乃是安东尼·唐斯的经典著作《民主的经济理论》，唐斯认为政党的目标是赢得选举、维持对政治权力的控制，而在动员选民投票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主要的辨别标识，唐斯假定了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光谱，所有的政党可以从右到左的在其中找到各自的定位，而选民的意识形态偏好也是可以观察的。选民会选择投票支持与自己意识形态最相近的政党。所以，一个政治系统中，政党的数量就取决于选民的意识形态分布状况，比如，在一个意识形态呈单峰分布的社会中，最后必然形成两党制，且两党的意识形态会十分接近，而多峰分布的意识形态社会则会出现多党制。

以上三种理论，都有着很多实证的例子作为依据。对于政党和政党制度对这些因素的变化是否是敏感的问题，学者们的回答也很不相同。李普塞特和罗坎发现，欧洲很多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国家变革之后，二战之后的政党制度同几十年前仍然十分相似，这个发现被称为“政党选择冻结理论”，或者“冰点论”。从一个极端的角度来说，政党可以被看作各种社会力量互动冲突达到某个关键的时刻的产物，一旦形成之后，就可能逐渐固化下来，除非遇到非常大的动荡，否则不会对社会变迁有着高度的回应性。对于制度主义者来说，这种逻辑同样存在。也许我们会认为竞争因素应该是具有高度回应性的，但是，如同在经济领域中的几个巨头可以瓜分市场，而不是从事你死我活的竞争一样，政党之间也可以达成“休战”的默契，各自守护者自己的地盘，从而抵制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变革。韦尔的图表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直观地理解政党和政党制度同各种因素的关系，同时也给我们展示了政党与社会关系中所蕴含的复杂性。

引自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14页。

政党是怎样的桥梁

政党桥梁比喻的源头可能难以考证，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最能体现这种说法的就是群众型政党的概念。群众型政党的出现和选举权的扩大是紧密相连的。卡茨和梅尔视群众型政党是公民社会试图进入和控制国家的一种工具，公民社会以前包含的人口数目很小，参与其中的精英很容易形成“我们”的国家的认同，选举权的扩大使得公民社会的领域不断增大，包含了许多并不同这些精英直接联系的个人，公民社会的成员逐渐会产生“他们”的国家的概念。这样国家和公民社会中就开始形成一个非常清晰地沟壑。卡茨和梅尔评论道：“这些群众型政党是第一类公开声称其仅代表社会中一部分群体利益的政党组织。这种代表性决定了其主要功能是追求其所处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整体利益。……国家与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而政党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和联系而存在。政党的掌舵者是公民社会。”[12]随着政党政治的不断发展，以后出现的各种政党组织情形都很难完全符合这一模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卡茨和梅尔宣布一种新的政党开始出现，这就是卡特尔政党，其特征表现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政党之间的共谋。这样一来，政党控制着国家，同时政党也融入了国家，实际上成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曾经是沟通分离着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政党开始脱离公民社会向国家靠拢，这是不是意味着桥梁的断裂呢？路德·库勒不同意卡茨和梅尔的看法，库勒认为自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双重的趋势：一方面，选举权的扩展将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整合进公民社会，这和卡茨与梅尔的判断是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也越来越多的侵入社会的领域。以前属于几乎完全属于社会的家庭、教会和工人组织，现在都由国家来指挥。国家并没有出现同公民社会相分离的状况。库勒在此区分了社会和公民社会，将公民社会视作社会中最活跃、最接近政治的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社会是相对不活跃，远离国家的。库勒认为，在今天的政党政治中，政党连接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也没有被根本上动摇，“假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合部分越来越多，而政党又和国家重合（像卡茨和梅尔暗示的那样），那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政党正在完全脱离社会。尽管政党已经不再是大众包装的工具，但政党仍然通过向选民提供政治定位的场景和承担表达同意或者不满的渠道，在国家和社会中黏合剂的作用。”[13]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桥梁的话，这座桥也是一条非常复杂的立交桥，其中有着长长的引桥，有着错综复杂的通道，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出口，而且还没有明确道路指示标志，桥梁的两端不是那么的泾渭分明，甚至有些不为人知的道路可以通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