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绿色”: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演变、特性及前景
陈凤
【摘要】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经历了从兴起到沉寂再到崛起的发展过程。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三国绿党在意识形态上糅合了环保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元素，在政治议题上强调以经济发展为重心，持有相对保守的价值观，在选举中与农民党等右翼政党组成选举联盟。这些特性让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在全球绿党中显得另类。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社会变革需求的转变，三国绿党未来仍有较大发展机遇。为此，它们必须明确意识形态定位、重塑政党形象，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中找到发展空间。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展示了一种另类的绿色政治道路，启发人们思考绿色政治的意义及其发展范式。
【关键词】波罗的海国；绿党；环保主义；民族主义；绿色政治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绿色政治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政治议程中不可缺少的议题。绿党在塑造公众意识、推动政策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政治光谱中处于左侧，属于进步主义政治。然而，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却走了不同于其他绿党的发展历程，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选举政治方面表现出不一样的特性，走上一条“另类”的政治道路。研究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演变过程、了解其在不同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共性与个性，对于我们思考绿色政治的意义和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另类发展历程
波罗的海三国绿党与其他欧美国家的绿党一样，起源于一系列环保抗议运动，但在新国家构建和社会转型中，三国绿党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一)建立与兴起(1987—1992年)
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三国的环保运动。20世纪80年代，波罗的海三国的环境问题格外突出。当时拉脱维亚的空气污染程度在苏联排名第二，饮用水污染程度也排名第二，首都里加甚至没有废水处理设施，并在1988年爆发了霍乱。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波罗的海三国的环保主义者开始利用环境问题造势：拉脱维亚的环保主义者阻止在该国的中心河杜加瓦河上修建第三座大坝的计划；爱沙尼亚的环保主义者更关注北部磷酸盐和油页岩开采所导致的生态破坏；立陶宛环保主义者在伊格纳利纳核反应堆周围组成人链，要求政府关闭老化的核电站并放弃修建另一座核电站。
随着环保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三国的绿色政治组织相继成立。在拉脱维亚，最具影响力的绿色政治组织是成立于1987年的环境保护俱乐部。它通过动员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迫使政府取消在杜加瓦河建造水力发电站和建设里加地铁系统的计划。爱沙尼亚绿色运动成立于1988年，也发起了许多抗议活动，如拆除爱沙尼亚北部海岸的铁丝网、反对苏联军队驻扎的和平示威活动，组织民众骑自行车到环境恶化地区探险等。在立陶宛，伊格纳利纳核电站扩建计划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催生了“萨尤季斯”,其成为日后推动立陶宛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末，波罗的海三国逐渐放开党禁，三国绿色政治组织正式组建政党。1989年，立陶宛绿党宣告成立，并在第二年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获得四个席位。1990年，拉脱维亚绿党成立，其领导层包括许多来自环境保护俱乐部的著名活动家，并在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七个席位。爱沙尼亚绿党的成立相对曲折。爱沙尼亚绿色运动一开始分裂成两个政党，分别是1989年成立的爱沙尼亚绿党(ERP)和1990年成立的爱沙尼亚绿党(ERE),二者于1991年合并为统一的爱沙尼亚绿党。在1992年议会选举中，爱沙尼亚绿党所在的选举联盟获得一个席位。
(二)陷入沉寂(1992—2002年)
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社会转型时期，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实现民族独立后，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短时间内也未提出更具吸引力的绿色政治目标。此外，一些重要成员也离开了绿党，以寻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将自己的政治目标隐藏在绿色标签下。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在新的政治生态中面临生存挑战，立陶宛绿党在本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到2012年才得以重新组建，而拉脱维亚绿党和爱沙尼亚绿党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拉脱维亚绿党虽然通过建立一系列选举联盟以求满足议会选举5%的得票率门槛要求，但收效甚微。1993年，拉脱维亚举行独立后第一次议会选举，拉脱维亚绿党所在的选举联盟只赢得了1.19%的选票，远低于4%的门槛线(之后提高到了5%)。在1995年议会选举中，拉脱维亚绿党与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共同赢得了一个席位。在1998年议会选举中，拉脱维亚绿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劳工党组建的选举联盟只赢得了2.29%的选票，未能进入议会。
爱沙尼亚绿党的成立较为曲折，党内分裂势头明显，时有党员脱党并加入其他政党，其中部分成员加入了右翼的“为祖国”和人民联盟，部分成员加入了中左翼政党或对少数族裔持友好态度的政党如中间党。1992年爱沙尼亚议会选举结束后，雷因·贾利克成为爱沙尼亚绿党的唯一一个议员。然而，任期尚未结束时他便加入了联合党。1995年，爱沙尼亚绿党与同样处于边缘位置的独立保皇党组成了选举联盟，但只取得了0.81%的支持率。此后，爱沙尼亚政府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规定拥有1000名成员以上的政党才能注册，注册成功后才能提出候选人名单，并禁止组建选举联盟。由于未能达到所要求的成员人数，爱沙尼亚绿党无法注册，部分成员选择加入中间党。
(三)重新崛起(2002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等成为全球性挑战，环境问题关注度日益提升。在波罗的海三国，环境问题还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随着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三国越来越担忧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害怕俄罗斯会利用能源干预其内政。为此，三国试图推动本国能源供应的多样化，但这又引发了更多的环境问题。波罗的海三国认为，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将切断它们通往西欧的石油供应链，并对波罗的海造成严重污染。三国将油页岩视为传统能源替代的最佳解决方案，但油页岩的开发很容易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
围绕这些环境问题，波罗的海三国绿党重振旗鼓，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2002年，拉脱维亚绿党与拉脱维亚农民联盟合并，成立了“拉脱维亚农民与绿色联盟”,并在同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100个席位中的12个。选举结束后，拉脱维亚农民与绿色联盟加入了由新时代党和拉脱维亚第一党组成的中右执政联盟。2004年，来自拉脱维亚绿党的因杜利斯·埃姆西斯成为拉脱维亚总理，是世界上首位来自绿党的总理。在2015年总统选举中，拉脱维亚农民与绿色联盟领导人雷蒙兹·维乔尼斯胜出，担任拉脱维总统。然而，在2018年拉脱维亚议会选举中该联盟失去了十个席位,未能加入执政联盟。2022年，拉脱维亚农民与绿色联盟内部出现分歧，宣告解散。
立陶宛绿党于2012年宣告重建。同年，立陶宛绿党与立陶宛农民人民联盟组成选举联盟，更名为“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在立陶宛2016年议会选举中，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获得了54个席位，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成功组建执政联盟。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赢得了12.56%的选票和2个席位。不过，在2020年立陶宛议会选举中，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只取得了32个席位,虽然仍是议会第二大党。2021年，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内部矛盾愈发严重，议会党团内发生分裂，该联盟的领导人、前总理索利乌斯·斯克韦尔内利斯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主党议会党团——“支持立陶宛”。随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表示不再支持反对党联盟，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失去了反对党领袖的地位，但目前仍是立陶宛的主要政党之一。
相比于前两者，爱沙尼亚绿党取得的成绩较少。该党于2006年注册成功。2007年议会选举前，民调显示它是国内第三受欢迎的政党，在这次选举中，它最终赢得了六个席位，但未能加入执政联盟，不过它的一些重要提案被新政府所接受。这对于爱沙尼亚绿党而言也是一次历史性胜利，此后在连续四次的议会选举中，爱沙尼亚绿党均未能获得席位。为改变这一状况，该党目前仍在积极寻找联盟伙伴。
二、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另类特性
与其他国家的绿党不同，波罗的海三国绿党不仅需要关注环境问题，还必须应对新国家构建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选举策略等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有学者甚至认为，波罗的海三国的绿党“与其他绿党除了名字和对环境问题的高度敏感相同外再无相同点”。
(一)另类的意识形态：环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一般意义上讲，环保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两种不相干的意识形态，它们分别代表“新”和“旧”两种社会运动。但是，在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意识形态中，二者是相互融合的。苏联时期，三国的绿色政治组织将追求民族独立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目标，以至于简·道森将其称为“生态民族主义”的单一运动。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波罗的海三国的环保运动逐渐发展为支持本国独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动员了本国约1/4的居民。作为拉脱维亚环境保护俱乐部创始人之一的戴尼斯·伊万还是致力于推动拉脱维亚独立的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主席。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另类特性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由于苏联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导致波罗的海三国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苏联时期，快速而激烈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导致了非均衡的经济结构，再加上苏联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疏忽，导致波罗的海三国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工业和空气污染。二是由于波罗的海三国主体民族与俄罗斯族人之间存在矛盾。苏联向三国迁入了大量的俄罗斯族人，三国主体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俄罗斯族人掌控了三国大量的国有企业，在商业贸易、基础设施等领域占主导地位，享有较高的政治话语权，这引起了三国主体民族的不满。三是由于环保抗议成为波罗的海三国民众表达政治不满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下，环保抗议行动成为其他更具政治爆炸性的不满情绪的发泄渠道，一些人将环保抗议活动作为对抗苏联中央政府的行动起点。环保运动作为三国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释放阀”,沿着民族主义路线划出了一条“我们”与“他们”的界限。一位拉脱维亚环保运动抗议者提到：“这些活动不仅是清理垃圾和恢复环境，而且是用我们的标志和带有拉脱维亚民族色彩的方式参与政治的示威活动。它给了我们一种真正的感觉，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进入21世纪，随着波罗的海三国绿党重新崛起，环保主义和民族主义再次携手，这体现在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及其所在联盟的竞选纲领中。拉脱维亚农民与绿色联盟在其竞选纲领中多次提到拉脱维亚语和拉脱维亚民族的重要性：“拉脱维亚将成为一个民族的、美丽的、强大的国家，拉脱维亚语是唯一的民族语言，拉脱维亚文化占主导地位。只有拉脱维亚人才有权决定拉脱维亚的未来。”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2020年的竞选口号是“为了你、家庭和立陶宛”,并呼吁重视爱国主义、历史记忆和维护立陶宛国家地位等。
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将环保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原因在于，在三国的政治语境中，激进话语仍具有较强的存在感，与国家和民族身份有关的话题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当环境问题与特定的民族利益相关时，环保主义与民族主义很容易交叉和重叠。有些爱沙尼亚人认为，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可能会破坏波罗的海的生态系统，加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对爱沙尼亚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此外，环保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保护与发展本国土地方面有共同的目标：民族主义强调本国土地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环保主义重视本国土地的生态和环境价值，双方都倡导土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波罗的海三国的环保主义者试图通过民族议题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而民族主义者则希望通过环境议题在选民群体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二)另类的绿色议题：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保守价值观的支持
波罗的海三国绿党一直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其核心主张，并在党纲和竞选纲领中谴责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强调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三国绿党还主张给予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这些主张凸显了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绿色政治的定位，但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影响，三国绿党在绿色政治议题方面展现出了与其他绿党的差异。
波罗的海三国绿党支持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占有并利用自然资源视为人类应享有的权利。爱沙尼亚绿党支持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为解决生态问题不能靠限制经济增长，而要依靠技术创新，坚持发展技术以使消费者和环境都能受益。拉脱维亚绿党虽承认全球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更关注限制碳排放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且并未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明确措施，与欧盟当前积极的气候政策立场存在较大差异。
同时，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相对保守。通常认为，环保主义是基于进步主义哲学的，强调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参与式民主、非暴力非军事化、尊重多样性等，认为“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分性别、种族、年龄、宗教、阶级、民族或血统、性取向、财富或健康状况等”。然而，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政策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与绿党宪章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在2016年的竞选纲领中，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提出要将国防预算增加2%,强调生育的重要性，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该党还支持立陶宛民族主义和对俄罗斯的怀疑主义，支持建立不依赖俄罗斯的电力生产体系，并与欧盟和北约集团保持密切关系。
波罗的海三国绿党这些“另类”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本国选民的需求。与其他绿党类似，三国绿党的支持者以年轻群体居多，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在社会参与方面较为活跃；不同的是，构成其他国家绿党选民基础的中产阶级是与强大的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但波罗的海三国的新中产阶级则是在强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下诞生的。独立后，波罗的海三国的市场经济快速增长。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产生了数量相当大的新中产阶级，这一群体认可市场经济，更倾向于支持经济发展而不是保护环境。调查显示，在拉脱维亚，只有10%的人认为气候变化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一比例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并认为气候变化应该是在欧盟层面而不是国家或个人层面解决的问题。可见，波罗的海三国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和社会价值观偏右，一般绿党所持有的进步主义理念并不受他们欢迎。所以，波罗的海三国绿党根据国内政治环境和选民偏好，支持市场经济和保守主义价值观，并制定了相应政策，以吸引更广泛的支持。
(三)另类的选举联盟：与农民党等右翼政党合作
欧美国家的环保组织和政党在政治光谱中属于左翼，与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紧密相关，通常支持社会民主党甚至是其执政联盟的一部分。然而，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在组建选举联盟时更倾向于选择本国的右翼政党，主要是代表农民利益或者奉行保守主义的政党。拉脱维亚绿党和立陶宛绿党都与本国的农民党建立了政治联盟，多次在议会选举中胜出并成功组建执政联盟；爱沙尼亚绿党则声称不排除与任何政党结盟的可能性，将自己描述为“保守的绿党”,并表达出对加入中右翼政党组建的执政联盟的期待。
波罗的海三国绿党与右翼政党特别是农民党联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拥有共同的政策目标。在波罗的海三国，特别是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相对较高，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因而也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提倡把农业利益与绿色政策结合起来；而农业的发展与土地、水资源和生态有着直接联系，所以三国农民党的政策也聚焦于农业的可持续性和环境保护。这些共同关注点使两党能够合作，以便共同推动相关决策及其落实。例如，立陶宛农业与绿党联盟在2016年竞选纲领中就特别强调“保持立陶宛乡村的活力”。二是选民重叠。波罗的海三国民众对农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认同，对于本国农产品等有强烈自豪感，并将其视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例如，1991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拉脱维亚人都确信农业将成为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依仗。同时，农业和乡村文化在波罗的海三国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三国的农村保留着许多传统农耕活动和节日。这些生活在农村的民众既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又格外重视保护农田和自然环境，因此成为绿党与农民党共同的选民基础。三是出于政治算术的考量。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和农民党通过组建联盟，可以在议会中获得足够多的席位。这种联盟使它们能够拥有一个更完整的政治身份——一个兼具环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治形象，从而吸引那些具有乡土情结的选民。举例来说，拉脱维亚农民与绿色联盟在竞选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吸引农村选民，如让候选人在农村拍摄牵着白马穿过绿色草地的宣传照，在农村组织有候选人参加的公开会议、举办啤酒节等。三国绿党和农民党进行联盟，拉近了候选人与乡村地区选民之间的距离，展示了与农村地区民众相契合的价值观，有助于巩固双方在农村地区的选民基础。
总的来看，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另类结盟方式提高了其政治影响力。尽管目前拉脱维亚绿党已经从拉脱维亚农民与绿色联盟中独立了出来，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也面临多方面的危机，但就国内局势而言，短时期内波罗的海三国绿党仍可能会考虑与右翼政党组建选举联盟。
三、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前景展望
在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在促进国家独立和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后转型时代，三国绿党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机遇，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它们的发展前景。
(一)意识形态：环保主义?
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这种意识形态与环保主义在许多时候是互不相容的。根据环保主义的逻辑，地方和全球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全球生态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民族主义则会优先考虑地方利益，而不会顾及全球利益。同时，环保主义注重来自土地的精神层面的非物质利益，而民族主义往往将土地视为一种物质资源。这种本质差异导致二者的融合虽然能获得暂时的实际政治利益，但却将三国绿党置于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摇摆不定的政治空间中。由于持民族主义立场，三国绿党不得不强调主体民族的身份特征，因而无法有效动员少数族裔。一项调查显示，爱沙尼亚绿党在非爱沙尼亚族人中几乎得不到支持，其中包括占本国人口22.5%的俄罗斯族人。同时，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及其所在的联盟持“欧洲怀疑论”,不支持性少数群体权利，使它们与西欧绿党和更自由的草根支持者产生了隔阂。此外，三国绿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主张并不突出，使环保主义者对其的信任度不断下降，这种趋势导致了党内分裂。结果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在环境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给更具现代化和欧洲特色的环保主义政党(如立陶宛绿党还有其他名为“绿党”的政党组织)提供了机会。
面对这些困境，波罗的海三国绿党转而诉诸民粹主义。观察近年来三国绿党及其所在联盟的竞选纲领可以发现，它们试图通过融合左翼和右翼的要求来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像左翼政党那样要求激进变革，在身份政治、人权、少数群体权利、性别平等、难民等问题上则像右翼那样持保守态度。在2016年议会选举中，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党的选举口号是“和谐立陶宛”,一方面承诺捍卫传统家庭的价值观、保护本土语言等；另一方面又承诺减少社会不平等，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投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批评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的反俄罗斯态度。不仅如此，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政策主张具有激进的反建制色彩。例如，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领导人宣称，该联盟并不试图成为一个政党，而是要为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参与的可能性；它并不希望与传统政治产生任何联系，而是要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共同聚集并参与国家治理的平台。
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民粹主义化帮助它们获得了更多支持者，扩大了政治吸引力，使其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缺乏连贯的绿色政治议程甚至将环境议题边缘化，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在真正推动环保议题方面显得不够。同时，由于三国绿党更多的是作出竞选承诺而非解决现实问题，它们及其所在联盟对选民的吸引力愈益下降。
(二)政党形象：政坛上的“清流”?
政党形象对于政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重塑或改善政党形象，有利于提高公众的政党认同和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绿党诉诸环保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来体现其核心价值观和根本立场，以实现更有效的选举动员。但目前来看，三国绿党在重塑政党形象方面仍然面临着两大挑战。
一是公众对政党资金来源的质疑。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由于缺乏足够的活动经费，新成立的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行动受到了限制。拉脱维亚绿党一开始是不收取党费的，也没有经费赞助，因此它不得不寻求建立政治联盟来分担参与议会竞选所需要的资金。进入21世纪后，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强势崛起，其背后离不开充足的政治资金支持，这些资金主要是富人和大企业的捐款。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领导人拉穆纳斯·卡尔鲍斯基斯是该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在土地贸易、农业机械化以及对俄化肥和农业机械出口中积累了巨额财富，2016年在立陶宛富豪榜中排名第九。爱沙尼亚绿党活动资金的主要捐助者是本国风力涡轮机能源企业。拉脱维亚绿党的资金来源更为多元，除了得到本国有名的寡头艾瓦尔斯·伦贝格斯的资助外，还得到了国内石油和运输业的资助。政党活动资金来源的不透明以及背后的利益输送关系，加上其政策议题的偏向，对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公信力造成了不小危害。
二是政治丑闻的负面影响。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在竞选纲领中强调社会公正，关注社会贫困问题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但实际上，三国绿党都曾被曝出政治丑闻。来自拉脱维亚绿党的因杜利斯·埃姆西斯是世界上第一位来自绿党的总理，却因在2007年被检察机关指控涉嫌在一起刑事案件中有意提供虚假证据，而被迫辞去议会议长职务。拉脱维亚农民与绿色联盟在2006年推出总理候选人艾瓦尔斯·伦贝格斯，但不久后他就被指控涉嫌腐败、欺诈、贿赂、洗钱和滥用民选职务，于2007年被刑事拘留，直到2021年因受贿罪和洗钱罪正式被捕入狱。伦贝格斯在2022年批准获释，却被拉脱维亚农民与绿色联盟再次提名为总理候选人。这些事件对拉脱维亚绿党的政党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其支持率持续走低，甚至失去了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三)政治生态：主动调整还是被动适应?
在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政党制度不够完善，政党竞争格局混乱多变，这种政治生态深刻影响了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的发展。
波罗的海三国通过政党法等法律法规，营造了政党的生存环境，对绿党的发展战略产生了直接影响。立陶宛的政党法要求成员数不低于1000人的政治团体才能在司法部注册为政党，是导致立陶宛绿党在20世纪90年代从国内政坛上消失的主要原因。爱沙尼亚除了有上述规定外，还规定，如果一个政党连续两次在议会选举中未获得席位，应按规定的程序停止活动。这导致爱沙尼亚绿党在1995—2005年一直未能成功注册，只能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活动。相比之下，拉脱维亚200名成员就能合法注册政党的规定为拉脱维亚绿党提供了生存空间。当下，随着波罗的海三国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关于政党的活动资金、活动规则等规定更加严格，各国选举委员会对政党的登记要求不断提高，选举门槛也在提高，政党制度改革窗口逐渐关闭，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小党、新党进入现有体系。这种制度层面的改变对于波罗的海三国绿党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波罗的海三国各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会影响绿党的竞争策略、政策调整和资源获取能力。20世纪90年代，立陶宛民主劳动党和祖国联盟成为议会中的两大主导政党，绿党和其他小党处于弱势地位，难有发展机会。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一时期俄罗斯族人问题主导了两国政治议程，围绕民族和解与公民权的问题，国内的政党不断分裂和重组，反而给拉脱维亚绿党和爱沙尼亚绿党提供了生存空间。进入21世纪，立陶宛两大政党无法长期占优势地位，进入议会的政党不断增多，政治碎片化特征明显；在拉脱维亚，俄罗斯族人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国内政治分裂明显，政党更替频繁。爱沙尼亚的政党格局逐渐稳定了下来，改革党和中间党在议会中占据主导优势，爱沙尼亚绿党只能在其中获得很少席位，影响力不如其他两国绿党。当下，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和民粹主义的泛滥，波罗的海三国政党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也将继续对三国绿党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个动态环境中，三国绿党不仅需要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更需要寻找新的策略来维持其政治地位和吸引力。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波罗的海三国绿党经历了从兴起到沉寂再到重新崛起的过程，分别成为本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由于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波罗的海三国绿党在意识形态上融合了环保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元素；在环境议题上强调优先发展市场经济，持相对保守的价值观；在选举策略上选择与本国右翼政党如农民党合作。这些特点使得波罗的海三国绿党成为全球绿党中的另类存在。
通过波罗的海三国绿党案例可以发现，重新整合绿色政治的意义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全球绿党需要面对的挑战，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现实话题。社会主义蕴含着更合理的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理念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强调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鼓励民众参与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绿色政治的目标是契合的。将绿色发展与社会主义理念结合起来，有助于实现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加绿色的、可持续的和公正的未来。
文献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