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众中来”作为群众路线的首要环节，其认识论本质并非简单的民意收集与汇总，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作为认识主体，在深入群众的实践过程中，将分散的、感性的群众意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辩证思维加工，升华为系统的、反映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这一过程之所以构成认识上的质变，是因为它的核心驱动力是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党性原则和人民立场，它不仅依赖逻辑推理，更依赖对群众疾苦的深切体察与情感共鸣，是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历史洞察与价值研判，绝非对纷繁表象的技术归纳。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人工智能能够高效完成民意的采集、分类与相关性分析，但这些操作本质上只是对符号化感性材料的形式化演算与概率拟合，并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义上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无论算法多么精妙，大模型展现出何种“拟人化”的生成能力，它所做的仅仅是数据的重组。而真正的认识质变，必须经由实践主体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直接体认与情感共振中才能完成。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的数据采集并非价值中立，训练数据的筛选标准、算法模型的优化目标、平台企业的利益驱动，都可能使“民意”在输入端即被结构性扭曲。这种算法逻辑本质上是资本或技术理性对政治逻辑的潜入。将此种已被编码特定利益偏好的“数据”误作“原生态民意”，将算法的“迎合”误作对群众的“服务”，是对群众路线认识论根基的双重背离。若将算法的相关性输出替代为党的政治判断，实质使群众路线从民主、集中、实践检验、再民主的螺旋循环，退化为了采集、反馈的技术闭环，从而抽空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的政治内涵与民主集中制底色，甚至可能导致决策过程被技术黑箱所裹挟。
因此，人工智能在群众路线中的合理定位只能是“延长触角”而非“替代头脑”。它承担的是扩大感性材料采集范围与提升信息处理效率的辅助功能；而将群众意见集中、提炼并凝聚为党的意志这一不可让渡的政治判断权与理论概括权，必须始终掌握在具有理论自觉和深厚群众感情的共产党人手中。这一过程不仅是信息收集的“调研”，更是共产党人深入群众生产生活、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的社会政治实践，其目的不仅在于“反映世界”，更在于通过化解矛盾、服务群众来“改造世界”。守住这一技术边界，就是守住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根基，就是在数字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相统一的基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