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政党在近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西方特别是西欧，是世界最早出现政党的地区，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对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西方政党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面临严峻挑战。2015年4月15日，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臧秀玲教授应邀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访谈，相关采访纪要如下：
一、关于政党制度本身。政党的兴起因素有哪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政党制度相比于之前的政治制度有何进步之处？特别地，关于政党，马克思有哪些观点和论述？
政党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近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从世界历史看，资产阶级政党萌芽于17世纪70年代的英国，英国是现代政党的发源地。首先，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统治阶级之中出现了分化，其中一派是拥护王室的大贵族，另一派以新贵族和工商业者为主。这两派在王权、宗教、王位继承和经济政策上都有着比较大的分歧，这成为了政党产生的阶级基础。其次，长期议会传统给予了这些政治派别活动的空间与舞台。虽然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王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议会的存在仍然是对王权的一种制约。资本主义的新贵族的工商业者充分利用了这一舞台进行限制王权的斗争，正是在议会中，政党的组织基础才得以生存下来。随着王权的逐渐衰弱，议会权势上升，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最后，民主政治思想的出现和传播促进了政党的发展。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契约、自由民主等思想大量传播，君主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代议制民主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议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政党出现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政治时代。从性质上讲，政党政治属于民主政治，这是跟君主政治直接相对的。由于政党具有重要的制度特性，所以政党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政党顺应了近代民主化的潮流，是推动社会民主的有力工具。政党的出现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为政治的现代化和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没有给政党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但是马克思关于政党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中，阐发了马克思对政党的性质、组织、纲领等方面的看法。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毫不讳言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共产党人的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关于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在写给威廉·白拉克的信中，马克思指出政党纲领的重要性，是“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二、关于西方政党参与政治生活、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亨廷顿曾如此论述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必要性：“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在西方社会发展中，政党发挥了、发挥着哪些积极作用？
亨廷顿的这句话是主要是针对政党对于政治制度化的贡献来说的。亨廷顿认为国家的政治衰朽的根本原因乃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政治参与的要求，不同的社会团体和阶级都利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争夺政治权力，最终成为一个普力夺社会。亨廷顿认为政党是化解社会变革冲击的重要工具。一方面，政党可以综合和过滤大量的社会利益诉求，使社会政治参与维持在政党内部或者现有的政治体制内部；另一方面，政党可以动员和压制某些利益要求，更为平和有效地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
在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政党本身在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的主角、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成为推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随着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通过赢得民主选举获取或参加政权，控制或影响国家权力等，推动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发挥宪法和法律、反对党派、大众传媒等力量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推动对执政党滥用权力的防范与制约；通过政党执掌政权，提高了执政效率，增强了西方各国在近现代化过程中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提高了发展本国经济的能力与水平；通过政党执政，推进制度化、程序化的政治参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使大部分西方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确保了社会稳定局面。
三、西方政党一般都有保守和激进的区别，分成左派阵营、右派阵营。应当如何辩证地看待左右之分、保守和激进的分野？
左右分野是分析党派认同的一个核心范式，该范式设定了一个单维政治谱系，各政党处于该谱系连续体不同的点上，典型的类型包括处于激进位置的左翼政党和处于保守的右翼政党。西方政党的左右之分、保守和激进的分野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的差异等方面。左翼政党倾向于强调平等、集体主义、国家控制、高税收、高福利，而右翼政党则倾向于自由放任经济，反对国家干预自由市场，低税收、低福利。随着后工业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领域的论争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与市场、保守与自由之争，表现出空前的复杂性。政党在“左”与“右”符号下的政治立场具有了多维的代表意义，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在众多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立场，传统政治上的左翼右翼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出现了“意识形态中间化”的趋向，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呈现出左翼政党向中间靠拢，右翼政党逐渐温和的新态势，出现了“左翼不左、右翼不右”的现象。在新的政治语境下，尽管左右分野并未完全失去其作为政治领域分群标志的意义，但它已经不再如从前那样表现为政治信仰领域的对峙，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现实的斗争策略。
四、关于西方政党的利益代表问题。一般来说，某个政党一定代表某一阶层或集团的利益。
1．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有观点认为，西方的这些政党往往容易被实力超强的利益集团所控制，从选举上台、方略制定到政策推行。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及其实质？这些政党能够广泛代表民众的利益吗？
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社会分工与专门化程度不断提高，利益分化日益明显，代表不同行业或群体利益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为了确保自身所代表的群体或行业获取更多利益，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纷纷竞相对政党施加各种影响，涵盖整个选举过程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
在超强利益集团的支持下，一些西方政党在选举中拥有更充足的资金来源，获胜的机会大增。当然，执政后它们必然要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方面回馈支持它们的利益集团。就此而言，利益集团控制西方政党扭曲了政党政治所谓的政治民主原则，实质上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利益垄断行为。
一方面，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或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西方主流政党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代表某些有产阶层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广泛代表民众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超强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操控下，西方政党必然更多地维护少数行业或群体的利益，这使得政党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范围更狭小，所以无法广泛代表民众的利益。
2．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看，其最突出特征就是多元化，因而利益不断分化和零碎化。在这样的现状面前，西方政党的利益代表性是不是就更成为问题？当代西方政党为此而有所应对吗？如果有，做出了哪些应对措施？
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的多元化，进而使得利益不断分化，主要体现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在这种背景下，每个政党所能代表的利益群体范围缩小，社会基础削弱，不利于政党的发展和选举获胜。为此，西方政党都积极应对，如淡化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色彩，扩大包容性；政策主张逐渐趋同等，以在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同时，不断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成为奥托·基希海默尔（AttoKirchheimer）所说的“兼容型政党”（或称为“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以吸引尽可能多的选民。具体做法包括：
一方面，模糊政党的阶级性。在代表性降低的情况下，西方各国政党逐渐调整纲领目标和宣传策略，不断模糊自己的阶级属性，在确保原有社会基础的前提下，尽力兼顾其他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诉求。例如，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担任英国工党领袖后公开表示，“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包括私营企业主和无产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日渐淡化，政策主张逐渐趋同，对于西方执政党而言尤其如此。
另一方面，突出价值观的实用性。为了不断巩固和扩大社会基础，西方各主要政党开始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调整价值观念取向。例如，英国工党为了适应发展需要，不断调整政策纲领，以吸纳持不同价值立场的民众。90年代中期，布莱尔对工党进行了改革，包括修改党章，放弃公有制的宗旨，公开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认为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非目的，这表明英国工党彻底改变了基本价值观。
3．利益集团的分化也造成了更多新生政党的不断产生和壮大，近30年来，西方政党发展中，“绿党”的异军突起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您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一现象？
利益分化必然导致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再加上近几十年来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流行疾病问题、金融动荡问题等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传统政党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左支右绌，执政表现乏善可陈，引发民众普遍不满，导致传统政党不断分化，新型政党大量涌现，如针对某个领域的“单一问题党”、转瞬即逝的“抗议党”和迎合大众心理的“平民党”等。
在各种新生政党中，倡导生态主义的“绿党”异军突起，表现突出。它不仅在欧美“遍地开花”，而且在各种选举中脱颖而出，进入议会，甚至在多国参加执政联盟。尤其是德国绿党打破了德国原有的政党格局。这一现象对传统政党的利益分野提出了挑战，它超越了政党的阶级性，找到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都普遍关注的利益共同点，这种现象反映了西方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特点，也表明了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个新特点。“绿党”的快速成长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客观上是全球生态与环境问题突出，气候与环保问题成为人类需要应对的共同威胁，主观上是发达国家民众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
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使“绿党”在西方选举政治中拥有了发展的绝佳机遇，因而发展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然而，“绿党”毕竟是“单一问题政党”，关注的议题十分有限，也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尽管“绿党”会因为气候和环境问题而长期存在并有所发展，但影响力将十分有限，很难发展成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大党。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传统政党主导西方政坛的格局也不会变化。
五、从制度设计的目的和出发点看，在不少人看来，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每届政党竞选时均把施政方针作为竞选的主要宣传点和口号，从而争取利益相关者支持，可以在很大甚至最大程度上实现民主、实现选民和公众的利益，您认为真正是这样吗？
竞争性选举和轮流执政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有效形式，但我不能完全赞同上述观点，因为它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例如：
一方面，西方政党无法实现民众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众利益的前提是政党的价值取向、纲领和政策广泛代表民众的利益，但西方政党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从理论的角度看，政党只代表特定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西方主流政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通常代表某个行业或领域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所有民众的利益。从现实的角度看，西方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均对政党施加不同的影响，使其政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从而导致政策代表的利益范围缩小，普遍民众大多被排除在外。因此，西方政党政治无法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众的利益。
另一方面，政党轮流执政不能确保民主的最大化。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共同管理和决定国家事务。在现代社会，多数国家实现代议制民主，即授权给公共权力机构行驶管理国家的权力，政党轮流执政体现了争取公共权力的博弈。如果西方国家要最大程度的实现民主，必须确保执政党代表最广泛民众的利益。然而，由于政党的社会群体本质和各种现实影响因素，西方政党不可能广泛代表民众的利益，，因而轮流执政也无法保证实现最大程度的民主。
六、关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实践效果。从制度实践来看，党派林立、鲜明对立、轮流竞选执政，“否决政治”盛行，政党在竞选中的施政承诺、改革措施能否在实践中真正地展开和实现？每届政党上台后都有一定的任期，到期重新竞选执政或下台，反复轮换，这样的制度下一些政策的持续性是不是就容易打折扣？
不可否认，西方民主制度的创设初衷是好的，它旨在通过一系列制衡机制，限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但是，这种看上去很美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多个无法摆脱的制约性因素，继而导致民主政治出现失真现象，甚至断层现象。在这些制约性因素中，政党政治的负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西方政党政治容易导致政治上的“极化”现象。众所周知，以政党为组织中心的政治势力向中间选民的靠拢和趋同，是政局稳定、社会有序的制度机制。但是，西方各国的两党或者多党，有时为了显示独立性，刷一刷存在感，或者出于巩固支持度的需要，经常会在政策上发生策略性偏移。这就容易导致政治上的“极化”现象。比如，在美国，谈及美国两党政治，最常用词是“两极化”：一个政党往东，另一个政党一定往西；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道理，决意不让对方得逞。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佛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把这种党争称作“否决政治”，其结果是政治机器瘫痪。
其次，西方政党政治容易导致政策上的“断续”现象。我们知道，政策的最基本需要在于连续性，只有保持连续，政策才能衍生并释放红利。但是，西方政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力不从心。奥巴马的政策取向明显不同于小布什，小布什的政策取向又明显不同于克林顿。政党的轮换导致政策的摇摆。政策的持续性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就变得稀缺起来，政策红利同样稀缺。
七、研究显示，西方许多政党的登记党员人数在近年来都出现了减少甚至大幅下降的趋势，急剧的社会变革使得不少传统政党面临严峻考验。这种变化被不少学者看作是西方政党制度和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对此您持何种观点？
近年来，急剧的社会变革使得西方国家政党尤其是不少传统政党面临严峻挑战，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党员数量的大幅下降。党员数量锐减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党吸引力的下降，政党的代表性功能日益削弱，造成了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分离。从长远看这动摇了政党本身的合法性。除了党员锐减，西方国家政党还因在日益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中难以满足选民“刚性增长”的期望而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如，在德国，2004年，61%的民众对政党能胜任国家治理任务持不信任态度；在法国，2006年，63%的选民不相信左右两派政党能管理好国家；在美国，2012年，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民意支持率一度跌至30%和20%。主流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下降。
与政党危机相伴随的是政党制度危机，西方政党政治进入震荡期。传统主流政党及其体系的碎片化，形态各异的新型政党不断涌现，右翼政党迅速崛起。近年来，西方政党制度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不断受到小党和边缘性政党的冲击，如美国两党制受到茶党的“猛然一击”，英国、德国、挪威、奥地利、卢森堡、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因小党搅动而在近几年内的大选中出现了 “悬浮议会”。主流政党边缘化和边缘政党主流化严重冲击了西方国家原有的政党制度基础。
西方国家政党、政党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危机，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这不意味着西方国家政党、政党制度乃至西式民主短期内会退出历史舞台。客观来说，西方国家政党仍具有较强的变革意识和调适能力，政党制度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采访人：王广禄（中国社会科学报）
被访人：臧秀玲（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
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5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