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权力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政党权力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 王韶兴

内容摘要 政党权力关涉“政党何以成为政党”这一政党科学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属于政党问题中的元问题。政党权力包括权力主体、权力客体、权力目的、权力架构和权力实现等项内容，涉及权力来源、权力领域、权力行使、权力保障和权力监督诸多方面。政党权力的丰富意蕴可以从其职能定位、内容结构、地位作用等几个角度来理解；其基本特征可以从本质上的部分性与作用对象的社会性、时间上的历时性与结果上的“间接性”、本性上强制性与实现中的自觉性、活动领域的民族性与建设中的世界性、对组织载体的依附性与组织载体的动态性，以及性质要求上的服务性与运行中的变异性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政党权利、政党权威、国家权力以及监督制约与政党权力的内在联系与实践要求，对于促进政党权力正确并有效的运行至关重要。

关键词 政党权力 科学内涵 基本特征 实践要求

就像有了国家便有国家权力问题一样，有了政党也就有了政党权力问题。如果以1679年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产生为标志，政党权力涉足于政治舞台已有328的历史了。其间，政党由开始的“难以拿到出生证”，发展到现在的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有5000多个政党；政党政治这种开始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祸害”，现在却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以至于在当今世界众多国家内，政党成为政治活动的驱动力量，党政关系成为政治关系的核心关系，政党权力成为政治权力的重要部分。因此，研究政党问题，不仅要研究其中的硬件，如政党性质、政党组织、政党制度及其政党起源和政党类型等问题，还要研究其中的软件，即其内在具有的支配和制约力量——政党权力问题。从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实际情况看，研究政党权力问题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是防范权力腐败的需要；是谋求政治和谐发展的需要。本文仅对政党权力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问题作些探讨。

(一)政党权力的科学内涵

政党权力的意蕴很丰富，包括权力主体、权力客体、权力目的、权力架构和权力实现等项内容，涉及权力来源、权力领域、权力行使、权力保障和权力监督诸多方面，存在于政党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两大领域，贯穿于政党生存、发展与发挥作用的整个过程。基于“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i][1]的理解，政党权力是政党学科中基本的范畴。一般而论，政党权力是指政党为维护自身生存和实现自我价值而具有的政治统御力和政治干预力，或者说是政党根据自身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技能或政治能力。政党权力既是政党过程的根本动力，也是实现政党利益的根本手段。具体而言，政党权力可以从其职能定位、内容结构、地位作用等几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从职能定位的角度看，政党权力的要义在于对精英的控制。由于政党权力得以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有赖于政党资源[ii][2]政党资源的核心内容是人才资源或称精英资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职位资源，所以，政党权力的职能在本质上是对政党精英、国家精英和社会精英的一种影响或控制能力。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吸纳精英，即尽可能多地把社会精英吸收到本党中来——使党成为“能人”集合体的能力；二是教化精英，即尽可能好的将被吸纳的社会精英培养成本党的精英——使之成为合格的政党成员的能力；三是回归精英，即尽可能多的使本党精英经过法定程序回归社会——使之胜任国家和社会各项公职的能力。其中，吸纳精英是前提，教化精英是关键，回归精英是目的。这三个方面能力的有机结合和充分实现，使政党组织具有了“三位一体”的政治品质与政治技能。即政党组织既是一个能够对社会优秀分子具有吸引力和容纳力的组织，也是一个能够为人才培养和成长提供良好实践空间的组织，还是一个能够在制度上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能的组织。政党组织对精英的影响、控制能力，是通过政党的思想说明能力、理论导向能力、组织凝聚能力、作风感召能力、制度规范能力，以及政党领袖崇高的人格魅力等具体方式予以实现的。其在政党政治过程中则具体表现为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与实践要求：一是组织动员职能，即党所应当具有的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正确价值导向的政治品质与技能。二是价值导向职能，即党所应具有的最大限度地发现、集合、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为实现以本阶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目标服务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技能。三是桥梁中介职能，即党所应具有的把社会公众和国家政权有机联系起来的政治品质与政治技能。四是人才保障职能，即党所应当具有的通过人才供给和组织体系的力量，保障国家政权运转方向与本党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技能。五是利益协调职能，即党所应当具有的将社会构成的各方面、国家系统的各个部分的具体利益诉求从根本上统一到国家基本价值取向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技能。六是稳定社会职能，即党所应具有的维持政治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政治品质与政治技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党权力的职能定位及其内容表现。

第二，从内容结构的角度看，政党权力包括内生性政党权力和外生性政党权力两个大的方面；而外生性政党权力又有国家（社会）层面及党际层面两种具体表现。内生性政党权力所反映的是政党内部的政治关系及其运作，其本质上是一种组织统制力量，即政党对自身事务管理的能力或本领。由于政党产生、发展与发挥作用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制度资源以及政党任务等具体情况的不同，政党内部关系的内容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也不一样。政党权力的内部运行既有政治管理的一般属性，又有政党自身管理的具体要求。其基本职能是架构和运作党内关系，包括政党成员与政党组织、党员群众与党员干部、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以及党员个人之间、党员干部之间、党的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运作等项内容。内生性政党权力的形成是政党内部授权的结果，其实现的基本路径是党内民主选举。

外生性政党权力所反映的是政党外部的政治关系及其运作，主要指执政党与国家及其与其他政党的政治关系及其运作。

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是外生性政党权力的基本内容，包括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政治关系及其运作。外生性政党权力表现为政党领导和政党执政两种情形。政党领导是针对整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而政党执政则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前者主要是政治活动，而后者更多的是法治活动。政党领导是指政党在实现自身价值目标过程中，对本阶级成员和社会公众加以组织、引导和带动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被阶级成员和社会公众接受认可，政党便在事实上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权。政党领导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员力。这种政治动员力不是政党强加于人民群众的结果，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结果，而是人民群众加以选择并自觉接受的结果。它的实现既可以在国家政治体制之内，也可以在国家政治体制之外，关键看政党是否真正地掌握了群众。政党执政是指政党通过一定方式进入国家体制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并居于主导地位，而借助于国家力量、通过国家体系实现政党意志的政治行为，所反映的是国家权所力的一种运作模式和实现方式。与政党领导相比较，政党执政不仅是一种政治动员力，还是一种得到国家法律认可的政治干预力。但是，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说不取决于国家法律的规定，政党的执政地位更不是靠法律上的规定就能保证得了的。也就是说，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群众通过民主选举而表达出来的对某一政党的认可，是人民群众自觉选择的结果。在西方国家，国家及社会层面上的政党权力实现的基本路径，是通过选举控制议会和政府；在中国，国家及社会层面上的政党权力的实现，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全过程，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努力、不同政党间的博弈、广大人民群众的比较选择的各个方面。外生性政党权力的基本职能是构架并运作执政党与国家及社会的政治关系。

政党权力的党际表现，在西方国家的常态是针对国家权力的政党竞争，具体表现为一党或两党独大以及政党之间的有限合作等不同情况。在当代中国，政党权力党际表现的态势是非竞争型的各政党之间的真情合作关系。就法律地位而言，其他各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一样，享有同样的政治上自由、组织上独立、法律上平等的政党权利。而就政治作用，实质上是政党所承担的政治责任以及由此所掌握政治资源的具体情况而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政党相比，在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度、范围的大小和实现的具体形式上是不同的。但是，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还是其他各政党的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权，从根本性质上讲，都是国家体系内整个政党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内容。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和其他各政党的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权在根本性质和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矛盾对抗性的，而是友好合作性的，且具有天然的互补性和互动性，是肝胆相照的命运共同体。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和其他各政党的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权，在真情合作、相互配合基础上的相互监督制约的政治关系便逻辑地形成。其中，各民主党派的政党权力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制约，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上看都是至关重要的[iii][3]。政党权力的党际表现作为一种成熟的政治监督模式和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在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在野党扮演执政党的监视者和批评者、扮演侯任执政党以及与执政党分享权力的角色来实现；在当代中国，各民主党派则主要是通过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形式来实现，其主要职能是构架并运作政党关系。

第三，从地位与作用的角度看，政党权力所呈现的是一种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我们知道，政党在贯彻政治主张、实现政治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通过自身的组织系统在国家体系和社会领域内形成纵横交错的政治关系。政党权力就是在这种政治关系中形成的一种控制力量。政党通过这种政治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政治状态，使政党作用对象的行为最大限度地符合政党的目的要求，由此达到政党既定的政治目标。在这种由党权、政权和民权形成的特定的政治关系或政治状态中党权处于核心地位，它决定着政权、民权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政权是党权的媒介，在法治条件下政党的执政权通过政权发挥作用，政党的执政作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权力通过国家政权的运行来实现；民权是党权和政权的基础和目的，如果离开了民权的精神实质和内容要求，党权和政权必将因失去合法性基础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意义，甚至会成为民权的对立物。正确处理党权、政权和民权的关系，坚持和保障政党权力、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力内在的统一性，是政党权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在当代中国，“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iv][4]，中国共产党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v][5]，是政党权力建设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vi][6]。

(二)政党权力的基本特征

政党权力与其他政治权力一样，具有阶级性与政治性、组织性与强制性、价值性与工具性等基本特征。但政党权力尤其是政党执政权力作为公共权力——治理之权的一种实践形态，则具有与其他权力相比较而不同的方面。总的来看，政党执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来源不取决于政党自身，而取决于包括政党成员在内的社会公众；它的使命不仅要维护好、实现好本阶级群众的利益要求，还要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的运行既要受政党自身因素的监督，也要受国家及社会相关因素的制约。还有政党权力的运行要借助于一种比较稳定的政治关系模式，如，党内关系模式、政党关系模式、党政关系模式，以及政党与社会关系模式等等。具体而言，政党权力的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本质上的部分性与作用对象的社会性。我们说政党权力本质上具有“部分性”，是因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社会部分成员的政治代表。阶级性或部分性是政党的天然特性，也是政党的安身立命之基。比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vii][7]，其关键在于中国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就是说，前一个“先锋队”与后一个“先锋队” 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原因与结果或者说是前提与结果的关系；是“政党权”与“政党执政权”的关系[viii][8]；是党的政治性质和党的政治作用或者说是政党职能与政党功能的关系。这表明，作为政党成员意志的转化形态和实践形式——政党权力必然具有而且必须坚持和维护它所赖以存在的那个阶级或部分的基本性质和利益要求。由于阶级的划分及其矛盾和斗争是政党形成的政治基础，为阶级、部分人群的利益而战，是政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所以，不论何种性质的政党，其都是体现和维护一定阶级利益的政党；也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政治形式，实行什么样的政党政治运行机制，其宗旨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政治统治。政党天生具有阶级性，阶级本能地对政党有归属感，是包括工人阶级政党文明在内的一切政党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说政党权力的对象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或群众性，就政党内部生活而言，其表现为要将思想的、组织的、作风的及其制度，以及个人和组织、下级和上级，全党和中央，不同地区、部门之间的政党要素都要统一起来的性质与要求。政党本身就是一个集合体，“是一种政治的社会”[ix][9]。而就政党外部生活特别是执政党的外部生活而言，就是要把不同阶级、阶层，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等各方面的资源尽可能好地协调起来的性质与要求。总而言之，政党不是封闭式的自娱自乐的组织，政党组织来自于社会、根系于社会，其前途命运也决定于社会。政党生活特别是政党外部生活的社会性，是政党价值的集中体现。政党生活的社会性表现为政党权力的社会性；政党权力问题的重要性根源于政党生活社会性的重要性。

其二，时间上的历时性与结果上的“间接性”。我们这里所讲的政党权力在时间上的历时性，是说政党权力是民主政治既有发展但又发展不充分的产物，是间接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实现机制。因民主的一定发展而形成，为民主的进一步发展而存在，最终将因民主的高度发展而消亡，是政党权力的历史由来、历史使命与前途命运。可见，政党权力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的一种特有的政治现象，具有历时性的特点，不与人类社会共始终。这里所讲的政党权力结果上的“间接性”，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组织载体，政党权力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实践形式，从根本上讲不具有目的性质而只具有手段的功能。从政党权力的内部行使来看，它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对政党组织说到底是对政党干部的驾驭，而在于提升政党本身的能力，使之成为阶级的或部分的继而成为社会公众的“好使的政治工具”；就政党权力的外部运行而言，它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而在于提升国家管理水平和社会自治能力，从而为人的自由充分而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实现机制。二是就国家和社会层面而言，在法治条件下，政党权力要经由国家权力来实现。对其评价的主体，不只是政党本身，而主要是政党权力影响的对象；评价的依据，不只是政党自身的规定，还应包括国家的宪法法律；评价的标准，主要不是政党自身的发展，而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水平，是具体民族国家中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三，本性上强制性与实现中的自觉性。政党权力与其他政治权力一样，是一种干预力量，本质上具有强制性。不同的是，政党权力的这种强制性是建立在自觉服从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我们党来讲，在政党内部就是要实现铁的纪律与自觉的纪律的统一。即政党权力的实现是建立在高度自觉基础上的“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x][10]。政党权力实现的这种“党内自觉”取决于三点：一是政党成员入党是基于“党义”和“党德”，而不是“党利”和“党权”；二是党内权力确实是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党员权利的真实转化，而不是党员权利的虚假转化，更不对党员权利的忽视和“剥夺”；三是政党权力行使的结果是最大限度地表达了政党成员的意志，体现了政党价值，而不是弱化政党意志，更不是相反。在政党外部，就是要将政党权力转化为政党权威。即政党权力是基于高尚的政党伦理的感召力、科学的理论导向力和有力的事实说明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政治影响力，其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化力。政党权力实现的这种“党外自觉”也取决于三点：一是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符合民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二是执政权力经依法获取、依法行使、依法评价而转化为高质量的政党权威；三是政党权力运行中以较少的资源占用获得较多的资源产出，是一个廉洁、廉价、高效型的政党。

其四，活动领域的民族性与建设发展中的世界性。政党权力如同其他权力现象一样，总是产生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的，因而必然带有那个民族国家的烙印而具有民族特性。政党权力的民族特性，一是指其具体内容的民族性质，二是指其表现形式的民族风格，三是指其活动领域的民族范围。同时，政党权力的建设与发展又具有世界性。一是指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作用必将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走向世界，或直接或间接的对世界政党文明发展产生影响。二是说政党权力作为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权力现象，不仅决定了民族国家政党行为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而且决定了某一政党权力建设中所蕴含的某些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是一切政党所必须遵循的，其中关于政党权力管理的一些有效做法，可以为我所用，也可以为他所用，因而使它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了世界性。

其五，对组织载体的依附性与组织载体的动态性。政党权力作为一种组织统御力和政治干预力，总是要依托于一定的政党组织，通过政党组织的建立来形成，通过组织的活动来实现。政党组织是政党权力之体，政党权力是政党组织之魂。同时，政党权力的组织载体又具有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政党内部而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政党成员对政党领袖的选择性；另一是指随着政党环境、政党任务的不同，政党组织体制也应不断调整和完善，处于一种适应性的变革之中。其外部表现上的动态性，主要是指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公共权力在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配置情况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说，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是需要执政权力的，但这个权力以哪个政党为组织载体则具有不确定性。对于某一政党来讲，“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xi][11]，其立于不败之地的真谛在于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认可。

其六，性质要求上的服务性与运行过程中的变异性。政党权力根源于政党权利和人民权利的根本性质，规定了政党权力应当而且必须服务于和服从于政党权利和人民权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党权力性质要求上的从属性和服务性。但是，在现实政党政治中，政党权力一旦形成，往往表现为独立于政党权利和人民权利之外、凌驾于政党权利、人民权利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严重时还会成为政党权利、人民权利的异己力量。政党权力运行过程中所具有的这种变异，起始于政党权力的扩张，过程于政党权力的经营，归结于政党权力的腐败。政党权力运行中的扩张性，是由权力所具有的强制性支配力量的特殊性决定的，说到底是由人的权力欲望驱使的。就是说，政党权力运行中的扩张性是其行使者本能地通过加强对政党资源的控制，而“永恒地无休止地追求”[xii][12]政党权力的结果。政党权力无限扩张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政党权力对掌权者的无限腐蚀；权力越大对当权者诱惑力和腐蚀性也越大；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政党权力一旦由腐化了的人所掌握，必然背离其“公共”的本性，而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权力被赋予“资本”性质的过程，就是公仆变“主人”、甚至是公仆变“私仆”的过程。总结世界政党危机的经验可以看出，政党权力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同政党权利、人民权利相对立，决定着其背离自身本质的范围和程度，从而决定着其政治合法性的大小及其有什么样的前途命运。

(三)结语

研究政党权力的全部意义在于管好、用好政党权力。而要管好、用好政党权力，正确认识与准确把握政党权利、政党权威、国家权力国家以及监督制约与政党权力的关系很重要。

第一，政党权利与政党权力是政党科学的基础范畴和理论支撑，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政党权利与政党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于防范政党权力被滥用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有以下几点认识。其一，政党权力根源于政党权利和人民权利，是政党权利与人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的集中和转化；无论是政党对内的管理之权还是对外的执政之权，其“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与其他公共权力一样，首先属于一种契约权”[xiii][13]，因而具有“代理”的性质。其二，维护政党权利与人民权利，实现政党价值与人民利益的统一，是政党权力的目标指向和价值依归。其三，在现实政党生活中，政党权利和政党权力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是不同的。在政党资源总量既定的前提下，或政党权力不适当地加强，或政党权利不适当地扩张，都会导致二者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其四，政党权力运行过程中具有变异性。其对政党权利可能是充分地体现，也可能是部分地体现；可能是正面地体现，也可能相反地体现，甚至发生异化而走向它的对立面，从而导致政党权力腐败。

第二，政党权威和政党权力是政党能力领域里的同一性质问题在不同层次上的表现。相比较而言，政党权力具有外生性，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具有刚性的特征；而政党权威则具有内生性，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具有柔性的特点。对此，有以下几点认识：其一，政党权威是政党权力的理想状态，是政党权力合法性的集中表现；政党权力是政党权威的表现形式和制度载体，政党权威是政党权力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实质。其二，单纯靠政党权力运行政党政治，成本高且风险大，安全系数低；而靠政党权威运行政党政治，成本低且风险小，安全系数高。其三，某一政党执政时间越长，容易淡化权威意识而不恰当地强化权力意识，就会逐渐地由原本的尽服务之责变为行管制之权，因而就会在实践中发生强化执政权力、迷恋执政权力，甚至寄生于执政权力，并进而转化为利用执政权力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的现象。其四，将政党权力提升为政党权威的基本路径是政党法治。

第三，在政党政治过程中，政党一方面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控制国家之手的延伸。政党和国家的关系，实质上是政党权力特别是政党执政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国家权力与政党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组核心关系。对此，有以下几点认识：其一，政党权力是从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它既是国家权力的领导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监督对象；其二，政党权力本质上从属于国家治权，属于公共权力的范畴；其三，政党权力的公共性质内在地要求依法治理。其四，政党权力的依法治理表现在依法获取、依法行使、依法评价、依法监督和依法保障几个方面。

第四，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发生腐败这样一条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并没有因政党的产生而发生改变，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权力也没有因其阶级性质的先进性而自动免除变异的危险。对此，有以下几点认识：其一，政党权力从属于、服从于政党权利、人民权利的基本性质和实践要求，决定了政党权力应当被置于政党权利和人民权利的监督制约之下。其二，没有高质量的民主，政党权力监督制约就成为空谈。从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国家民主以及社会民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观察到政党权力监督制约的状态。其三，政党权力监督制约的广度、深度与力度与政党权力配置的具体状况有关。在具体民族国家里形成的对政党权力监督制约的具体形式不能照搬，但其中所蕴含的关于政党权力监督制约的一般原理——“以权制权”则是必须遵循的。其四，政党权力的不被滥用固然要有合理的政制安排作基础，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保障，但从根本上来讲，它的运行质量要靠优良的“党德”来滋养。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