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秀玲：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后的俄罗斯政党政治格局及其存在问题

原文刊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季刊），2016年第4期，总第130期

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后的俄罗斯政党政治格局及其存在问题

臧秀玲 毕 松

摘要：备受瞩目的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大选于2016年9月举行。本文通过对大选结果的比较分析，认为俄罗斯政党政治基本延续了统俄党“一党独大”和三四个主要政党参与国家杜马的格局，俄罗斯民众继续支持普京团队，统俄党面临严峻的现代化任务。通过本次大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罗斯政党政治存在着政党影响力有限、权力固化的精英政治模式、政党建设水平低下和政党制度改革的内部动力缺乏等问题，这使得俄罗斯当权者在构建和发展适合俄罗斯转型期的政党政治时面临着威权体制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

关键词：杜马选举；政党政治格局；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D6；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16）04-0098-15

普京第一任期，对俄罗斯政党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政党政治逐步趋于制度化、法治化和秩序化。梅德韦杰夫执政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党现代化建设，使俄政党政治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局面。进入新普京时代，俄当局继续实行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并加快了政党改革的步伐，推出重大政党改革新举措——恢复国家杜马混合选举制。2016年新一届杜马选举于9月结束，正如选前各方专家分析的那样，新的选举结果基本延续了之前的政党格局，统俄党“一党独大”的局面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不可否认，这一政治架构保障了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平稳过渡，起到了俄罗斯政治现代化保驾护航的作用。但在实践中，俄罗斯政党政治也存在许多问题，引发诸多质疑与批评。本文拟就第七届国际杜马选举结果加以评析，并对俄罗斯政党政治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一、201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与政党格局

2016年新一届杜马大选的选举结果基本延续了之前政党格局，如表1所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中的席位增加了105个，其他政党的杜马席位均有较大幅度的缩减。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的局面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能够在国家杜马中发挥的作用的政党基本稳定为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四个政党。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分化整合，俄罗斯政党格局越发稳固。

表1 2016俄罗斯国家杜马大选席位分布表[1]

从所占席位上来看，统俄党取得历史上空前的大胜，垄断了3/4以上的席位，远超过可以修改法律的绝对多数门槛（2/3），是俄罗斯解体以来历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席位最多的一次，也是亲政府的“政权党”在杜马选举中取得的最大优势。巨大的席位优势可以使得统俄党完全控制议会，在杜马立法、修改法律、通过决议等方面可以有力的协助普京治国理政。统俄党取得大胜有很多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其作为“政权党”坚决支持普京团队而得到当局者的支持。

民众对于总统、政府和国家杜马的信任率从1999年的3％、25%和14%上升到了85%、59%和50%[2]。显而易见，民众对于普京治国理政的成效是给予充分的肯定的，而作为普京的坚定支持者，统俄党也因为民众对普京的“爱屋及乌”而在民众中有比较稳定的信任度。再者，选举制度的改变起到关键作用。本次大选采取的是混合选举制，即采用政党比例代表制和单席位选区制一起的方式进行选举，可以说这是为统俄党量身定做的选举制度。2012年普京重返总统宝座后，针对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统俄党未达到2/3绝对多数的情况，修改了国家杜马选举制度。下院450个议席中，一半议席按照政党“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得票率门槛从之前的7%降至5%；另外一半议席则在“单席位”选区中选举产生，即在全国设立225个选区，每个选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即当选国家杜马议员。恢复混合选举制表面上看是使议会吸纳更广泛的力量，一些无法在党派选举中胜出的政党代表或者无党派代表有机会进入议会，对外显示民主性，同时也是执政者为了稳固统治基础的一种政治手段。但这一举措的主要目标是依靠例行的改变游戏规则和管控政治竞争来保证统一俄罗斯党的初始优势。亲政府的统一俄罗斯党可以充分利用其在地方上的优势获取绝大部分“单席位”选区的选票，从而改善“比例代表制”得票率一般的局面，获得更多的席位，达到可以修改宪法的2/3绝对多数，这是选举制度改变的主要因素，而本次大选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果仅仅看比例代表制的选票，统俄党较上一次大选的49.3%的得票率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改观，仍然不能获得绝对多数。而采取混选制，统俄党则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大胜。此外，投票率也是影响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本次杜马选举全国投票率为47.8%，较2011年杜马选举60%要低。首都莫斯科和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投票率处于全国最低之列，前者为28%，后者不到20%。这和俄罗斯经济不济，民众的政治冷漠有关，同时也和当局有意控制投票率有关，太高的投票率会减少亲政府的政党的票数。综上可知，总统及当局的支持是统俄党获胜的根本原因，选举制度的改变是统俄党获得如此多席位的直接原因和关键原因，而低投票率则是重要原因。

由于统俄党的强势，其他政党在本次选举中所获席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俄共仍然占据杜马第二党的地位，但是与第三位的自民党仅有3个席位之差。从比例代表制的得票率来看，俄共比上届的19.19%略微下降，但获得的总席位数却从92席下降到42席，在杜马中的影响力大大降低，很难再成为强有力的反对派。这和在单席位选区中，统俄党的强势表现有关。这次选举说明俄共在选民中仍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力完全被普京及其团队所掩盖。此外，俄共的得票率进一步下降和俄罗斯民众对于苏联的态度有关。俄罗斯曾在1991年3月17日就苏联是否继续存在就行了全民公投，结果77.8%的投票者（超过1.13亿人）支持苏联继续存在，12.2%的人反对。苏联解体20多年后，现在的数据发生了变化。支持苏联存在的下降20个百分点，而反对的则上升30个百分点。[3]这说明经过20多年的发展，俄罗斯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苏联解体的事实，并基本认为苏联一去不复还。和苏联彻底告别加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感召力日渐下降使得新时期俄共的影响力不如从前。此外，由于受当局打压、资金、人员老龄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俄共在偏远地区的支持率回落，曾经引以为傲的组织优势进一步削弱。俄共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明确政党发展方向、不断更新意识形态、加强组织建设以获取民众支持和提升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本次选举中表现不错，从上一次选举的第四位升至第三位，并且与第二位的俄共仅有3个席位的差距，在杜马中基本上与俄共的影响力持平。较上一次选举，自民党的得票率上升2个百分点，同样因为单席位选区统俄党的强势表现，自民党实际所获席位有所下降，减少了17个席位。总体而言，在统俄党强势的第七届杜马选举中自民党有如此表现很不容易。收回克里米亚、乌克兰危机、西方制裁等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使得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愈加强烈，这都为民族主义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机遇。但从长远看，自民党很难撼动统俄党的地位，在杜马“割据一方”并争取超越俄共是其比较现实的选择。

从选举结果看，最失意的政党应该是公正俄罗斯党。得票率减少一半，席位从上届的64席降低到23席。党魁米罗诺夫曾希望在本次选举中挑战俄共在杜马中第二名的地位，没想到自己反而被自民党超越而落到第四位，而6.22%的得票率刚刚跨过进入杜马5%的门槛，这与该党的定位有关。该党曾坚定支持普京及其当局，也曾经被认作是“政权党”。但之后，该党希望作为建设性反对党出现，一定程度上疏远普京，这使得当局对其支持减少。作为中左翼政党，公正俄罗斯党还要面对与根基深厚的俄共在各方面的竞争。所以，本次选举结果也反映了该党的处境，如不明确定位，并进行深层次党的建设，很可能在未来无缘国家杜马席位。

此外，还有三个席位在单席位选举中被两个小党——祖国党和公民纲领党——和一个自荐候选人[4]获得。其余参选政党的得票率均未超过5%，不能按“政党比例代表制”进入杜马，也未在单席位选区中得到议席。

对于本次选举结果各方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6年12月1日发布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在俄罗斯任何不诚实和不公正都会受到强烈批评，公民越发看重责任感、高水平道德、关心公共利益等品质，而本次杜马大选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发展政治体制和直接民主制度的目标是绝对正当的，毫无疑问，我们会继续坚持。作为代表机关，国家杜马的地位提升了，立法权的权威进一步巩固了，普京还认为，正是广大民众决定了选举的结果，选择了国家团结发展的道路。[5]统俄党总理事会秘书谢尔盖·涅列洛夫认为，选举结果恰恰反映了俄罗斯民众支持独立、自主和稳定的强烈愿望。[6]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并积极评价这次选举”，公正俄罗斯党主席米罗诺夫同样表示，“从整体上看，第七届国家杜马已经建立。我党对选举结果没有质疑”，而俄共较之其他党的反应较大，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接受“俄罗斯24台”（«Россия-24»）采访时表示要对此次选举采取一系列行动，他表示，“我们将于9月19-20日在各地举行支持诚实选举的行动”。即便有如此表态，久加诺夫还是不会采取行动推翻此次选举结果，他也会参加本届杜马并领取相应薪水。[7]

一些学者也发表了对于这次选举的观点。谢尔盖·马尔科夫认为，此次选举出现了新情况：第一，许多新的小党的代表参与了选举；第二，在因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危机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俄罗斯民众更加支持以普京为代表的现政权。俄罗斯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尔德诺夫认为，此次大选使得政党体系有了一项新变化，爱国主义成为现在影响俄罗斯选民的主要方面，自民党地位得到提升、公正俄罗斯党位置得以确认、《祖国》政党获得体面结果都说明这一点。著名的当代俄罗斯问题专家、圣彼得堡欧洲大学的格里高利·格罗索夫教授认为，刚刚进行的选举没有给俄罗斯政党体系注入任何新鲜的东西，政党体系仍然很稳定，玩弄着政治游戏的还是那些人，没有变。就像通常出现在威权体制中的情况一样，当权者希望巩固政党体系使之处于符合自己需要的最佳状态。[8]

本次选举的结果基本在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预料之中，但是如果仔细研究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整个过程，还是可以看出俄罗斯各个政治势力的博弈，尤其是以普京为核心的当权者对此次大选颇为看重，从战略上和策略上颇费心思。

可以说，2011年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和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束就开启了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的准备周期。2011年大选之后的平安夜，近5万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家杜马选举舞弊，一时间使得2011年杜马选举以及第六届国家杜马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再次成为西方攻击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把柄”；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俄罗斯经济遭遇重创，因叙利亚问题、乌克兰危机等事件引发的西方制裁和孤立俄罗斯，使得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困境陡增；普京第三次入主克林姆林宫后形成长期把持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态势，使得俄罗斯社会萌生对普京及统俄党的厌倦等等。这表明，在新时期，普京及其团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和更大的压力，因此，作为2018年总统选举预演的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特别关键。虽然统俄党获得第一大党的地位不会有太多悬念，但能否在保证选举的透明性、竞争性和公正性即保证选举合法性的基础上使统俄党获得议会绝对多数是摆在普京及其团队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当权者采取了诸多措施。

首先，改变选举法来提高选举的竞争性。新的选举法除了将选举制度改为混选制外，还放宽参选政党的资格，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降为5%，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可以得到财政补助等。这使得参与本次大选的政党由上届的7个增加到了本届的14个，议会门槛的降低和单席位选区的设置使得政党更加容易进入议会。这大大提高了各个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参选的热情，使本次选举表现出更多的竞争性。

其次，政府打出“组合拳”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一是改组中央选举委员会，更换掉15名成员中的9名，任命在俄罗斯有很高威望的帕姆菲洛娃（Памфилова）担任主席，并且中央委员会成员由统俄党、俄共、公正俄罗斯党等各个党派的成员组成，这使得各个政党都能针对选举过程提出质疑和建议；二是严格审查候选人资格。俄罗斯时间2016年8月9日，帕姆菲洛娃表示，俄罗斯约有100名国家杜马竞选人因未提供境外财产和大型花销证明被取消参选资格。“5000多名候选人中的近100人被从选举竞赛中剔除，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财产、境外财产状况以及大型花销证明。”此外，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还补充：针对选举人、选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证明信息都装在一个文件夹中，延迟提交是不可能的。[9]对候选人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是保证选举公平的重要体现。三是对选举进行监控。中央选举委员会邀请了欧美众多国家和组织的专家组成观察团监督本次大选，此外，选举现场安装大量摄像头，投票过程会通过俄罗斯电视台和互联网即时而又随机的直播。仅在莫斯科选区就安装了6500部摄像机。将大选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让全世界监督俄罗斯杜马大选的情况，这在最大限度上保障选举的公正。

再次，对参选政党提出新要求保证选举的透明性。一是选前各个参选政党必须在大众媒体上明确公布自己的纲领主张以便选民了解；二是候选人必须进行公开辩论，不参加辩论就取消候选人资格，俄罗斯电视台予以现场直播；三是每个党必须进行公开的党内初选，从而光明正大地提出政党候选人名单，禁止议员席位转让。这些措施使大选中各个政党的策略主张能被大众所熟知，保证大选在阳光下进行。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措施能够增加选举的合法性，使选举进程公正、透明且有竞争性，但实际上，普京及其团队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统俄党获得议会的的绝对多数从而达到借助政权党控制议会的目的。第一，新选举法的颁布有利于统俄党。上文分析表明，在混选制下统俄党可以获取绝大多数单席位选区的席位从而弥补比例代表制得票率低的情况。除此之外，单席位选区还使得小党有机会进入议会，能够使议会力量多元，从而使反对党难以在杜马中形成合力。第二，放宽政党参选条件和降低进入议会门槛也对统俄党有利。本次大选新增了7个参选政党，这些新增的政党基本上不会使统俄党的票数分流，但会影响其他政党的得票率。比如，本次大选获得参选资格的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党和俄罗斯支持正义退休者党的得票率分别2.72%和1.73％，其中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党得票率排名第五，仅仅名列进入议会的传统四大党之后，在俄罗斯政坛有一定影响力。作为左翼政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分走了属于议会第一大反对派俄共的票数，降低了俄共的得票率。第三，新的选举法将原本在12月份的大选提前到9月进行，这是当权者运用政治策略的表现。前文已经分析过，太高的投票率对于统俄党是不利的。而按照俄罗斯的习惯，相当数量的民众会在9月回别墅进行秋收，无暇顾及大选。虽然大选投票率低与民众因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困境等问题而产生的政治冷漠有关，但是，也不能忽视选举时间对投票率的影响。再者，当权者对舆论也进行了隐性的控制和影响。选举前，俄罗斯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将统俄党的民意支持率降低到31%，引起当局的不满，政府和统俄党指责该机构用虚假信息影响大众，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将其列入“外国代理人”黑名单，理由是接受外国资助而从事民意调查，实际上，正如相关专家所分析的那样，“列瓦达”的调查结果有损于统俄党和当局的形象。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俄舆论研究中心”把俄共的支持率降到7%左右，虽然俄共强烈抗议，但当局却全然无视。当权者在舆论引导方面的倾向性可见一斑。[10]

可以说，从本次大选的结果来看，当权者基本达到了“在保证选举合法性的基础上使统俄党获得绝对多数”。选举结束后，没有爆发像2011年大选后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各方基本承认选举结果，而统俄党一举拿下了七成多的席位，使得议会内反对派的力量降至历史最低。这样的结果利于普京继续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政方略，也对俄罗斯政党体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暴露出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深层次问题。

二、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的影响

（一）选举进一步巩固了“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的格局

自2000年普京正式担任总统以来，一直想建立和完善有三四个政党的多党制。经过2003、2007、2011、2016年四次国家杜马选举，俄罗斯政党政治基本形成了“统俄党一党独大、三四个政党起主要作用”的政党格局，此后政党格局愈发稳定，政党政治秩序化、法治化、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彻底摆脱了叶利钦时期政党数目过多、混乱无序的状态，不断迈向普京所设想的建立“有效的多党制”，培育“有威望、形成了体系的党”的政党格局。但由于俄罗斯法律禁止各党结盟参加选举，各反对党只能单打独斗。此外，与统俄党及“体制内”反对党相比，“体制外”小党缺乏政治积累和经验，也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具体政治纲领，因此要想进入国家杜马困难重重。而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因为它控制着本国各级政权的领导岗位，从政府和议会两院，到州长和市长，形成了政坛上一党独大的局面。统俄党党员人数从2001年成立时的15万增加到现在的约210万，其中13.2%的党员在各级政权机构工作。从长期来看，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俄罗斯政治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相当雄厚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行政资源，党的自身建设也逐步得以完善，有《政党法》等相关法律和机制作为保障，最重要的是还有来自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的支持。在普京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转型道路上，统一俄罗斯党必将发挥其他政党或政治组织所无法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二）选举表明，民众仍然支持普京及其团队，中央权威主义仍将对俄罗斯的政党政治起主导作用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9月-11月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普京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78%-84%之间，对政府和总理持认可态度的人位于52.5％-61.4％之间。[11]这意味着多数俄罗斯人支持保持政权和政策的延续性，这是统俄党获得选举胜利的民意基础。反映在本次大选上，就是统俄党的强势。因统俄党获得了远超于绝对多数的席位，这使得普京牢牢控制了立法权，在新阶段推行治国理政思路、开展内政外交时有了强有力的支持。此外，本次选举还被视为2018年总统选举的预演，统俄党的强势表现为普京连任注入了强心剂。

作为新一代领导人，对法制、秩序和强大政权的追求始终是普京不变的目标。为此，他不惜以弱化民主制和强化执行权力为代价，巩固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尽管这样做弱化了民主和政党作用，但总体来说，俄罗斯正由“无序民主”逐步走向“可控民主”，即更加有效率和绩效的民主。虽然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但历史经验和实践证明，俄罗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只能存在一个权力中心，盲目分散权力只会引起混乱，只有在公民社会进一步成熟，政治体制、政党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在目前，俄当局认为，首先将反对派纳入既定的政治体制内，让他们在合法的基础上开展政治活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才是最关键的问题。^[12]普京担心反对派力量过于强大，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力量，会挑战统俄党的执政地位，将不利于稳定的大局。因此，扩大反对派参政不是政党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普京的当务之急是推进统俄党的改革和建设，提高它的政治竞争力，使其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

（三）对于统一俄罗斯党而言，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以实现政党的现代化

根据俄罗斯现代化发展需要，“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俄罗斯第一大党，成为俄罗斯这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就要学会从固有政党体系中的政治领导发展成为实施国家现代化的政治领导。普京在2016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作为拥有议会绝对多数的党，统俄党是政府在杜马中的主要支持力量，统俄党需要做好各项工作，兑现所有的承诺，履行所有义务，对民众负责。[13]统一俄罗斯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政权党，其过分依赖政权和总统个人影响力决定了它在目前无法肩负起俄罗斯现代化重任，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势在必行。对于统俄党而言，一方面，获得了如此之多的席位，会加大自身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压力，不改革难以担此重任，无法协助普京治国理政。另一方面，虽然统俄党获得的席位很多，但只有54%的投票率表明，统俄党的群众基础并非很牢固，民众也并非完全信任统俄党，加上俄罗斯经济政治形势不佳，民众对统俄党也有一定的不满。如表3所示，俄罗斯一重要的网站（Росбалт）做了一份关于2016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满意度调查。调查共收到14544份答卷，其中只有18.42%（2679人）对此次结果满意，而多达77.59%（11526人）的调查者不满意，另外还有4.19%（609人）的调查者没有看法。可见，虽然统俄党取得了大胜，但对它的认可度有限，但它还需要在民众中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要想进一步发展，获取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进而从“政权党”变为真正的执政党，统俄党必须进行全面的政党建设。普京重新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多次强调要改变政权党沉闷局面，引进政治竞争机制。“政治现代化是俄罗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前提和决定性因素”^[14]，政党现代化是实现政治现代化最便利和最关键的一步。政党现代化既要内部完善，加强政党自身建，还需要加强外部政治竞争力，只有内外互动才能实现政党之间文明有序地竞争，提升政权党的竞争力，鼓励建设性反对派的发展，为小党的发展提供空间。

三、俄罗斯政党政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基础是多党制，总体框架是以“政权党”为主导的“一党独大”，总统对立法、司法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一政治架构保障了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平稳过渡，为其政治现代化保驾护航。但在实践中，俄罗斯政党政治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受到了许多质疑与批评。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政党政治影响力有限、权力固化的精英政治模式、政党建设水平低下和政党制度改革的内部动力缺乏等方面。

（一）“超级总统制”下政党的政治影响力有限

麦克福尔将俄罗斯的总统制称之为“超级总统制”。在他看来，这一制度是“以对俄罗斯的民主制度造成最大损害的方式，掌握了俄罗斯国家的权力”[15]。俄罗斯总统操纵着“政权党”，而政权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政党的生存发展大多需要总统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大多数党派都与政权党采取一致行动，形成政治盟友，因此总统和政府提出的一些议案都以绝对多数通过，反对党的作用受到了严重限制，无法有效否决总统和政府提出的议案。反对党无法行使有效的权力，使得反对党因内部分歧导致四分五裂，无法形成联合，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根据俄罗斯宪法，国家杜马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修宪或弹劾总统。而在2016年的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席占到了343席，获得了绝对多数，反对党对总统的制衡权降到历史最低。而“政党得票率需超5%方可分配议席”这一规定的存在，更是加大了小党进入议会的难度。[16]

两大权力分配失衡模式的共同后果，就是俄罗斯政党在国家政权中起到的作用相对弱势，政党发展与政权明显脱节，作为调合国家与社会的中介角色，俄罗斯政党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一方面，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欠缺独立性。统一俄罗斯党于1999年由“团结”党、“祖国运动”和“全俄罗斯”组织合并而成 ，成立的目的是维护当时俄罗斯官僚体制、团结政治精英，是普京团队治国理政的需要，这决定了统俄党的精英性、保守性和务实性。统一俄罗斯党的运行机制是保证政治精英对俄罗斯政治资源的垄断；而由于俄罗斯总统的“超政党性”，这一机制亟需总统及其政治精英的权力保障。因此，不同于美国式的议会政治，在总统——政权党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统一俄罗斯党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借助总统的强大政治力量生存，当局的直接扶植、普京政府推行的诸多法律法规保障了这一党派的发展壮大[17]。但就其本质而言，它更多是作为总统推行政策的工具而存在，而非具有强大独立性的、对政权具有能动影响力的精英集团。另一方面，在当代俄罗斯政党体制中，反对党对中央集权的监督权与问责权很难得到保障。在国家杜马中的话语权不足，也导致了这些政党对总统、政府权限过大等问题难以发挥制衡作用。从目前俄罗斯政治生态中可以预见政党发展的“马太效应”会进一步加强。由于政权党的地位固化，而可预见的未来中其他党派政治影响力会长期有限，无论政见是否分裂，社会精英都会倾向于进入统一俄罗斯党，这也会导致其余党派的政治资源与社会影响力继续缩水。因此，无论从政权党还是从反对党的视角，都能得出在当代俄罗斯政治中政党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这一结论。

（二）权力固化、精英主导的政治模式引发中产阶层的反抗

俄罗斯权力固化已经成为当前政治体制的一大隐患。平心而论，俄罗斯的强人政治对民主转型并不是全然的阻碍因素，集中的权力对制度建设、健全法制、产权明晰提供了有效的引导，在形式上为俄罗斯深化民主提供了框架。机制的完善为可控民主中“民主”的成分奠定了相当的基础。但普京实际掌握俄罗斯权势已达16年（至2016年），统一俄罗斯党长期占据国家杜马多数席位，反对党派与组织没有进行议会合法斗争的渠道，加之长期发育不良的公民社会，权力垄断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的制度性缺陷。政党与选民的脱节，成为当前俄罗斯政党发展的一大问题。

可以说，精英主义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一条暗线。虽然诸多社会运动和政治转型立足于群众抗争，但精英集团的内部妥协一直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根基。麦克福尔指出，“寡头资本主义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利益表达”，而大众政党“在俄罗斯政治制度组织和利益表达方面处于边缘化地位”[18]。经过《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筛选，各个小党不断分化、整合，国内政党进一步实现了精英化和集中化。但国家杜马内的政党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代表民意，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当前的政党体制已经沦为金融寡头和政治寡头的玩具与牺牲品，严重缺乏群众基础，依然处于不成熟的精英联盟阶段[19]。

无论这类观点是否过分夸大了俄罗斯面临的政治问题，无可否认的是：泛滥的精英主义和脱离选民的政党，严重局限了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一旦政治转型由精英所垄断，国家发展的根本议程就会被限定在精英的利益博弈的范围之内，大量的政治真空将会由组织薄弱的政党团体所填补。自叶利钦始，政权更迭都过分依赖精英间的联合、妥协与互动，因此其形成的政治架构无疑会偏向精英保守型。另一方面，仅仅建立在精英妥协上的政治体制是不完备、不稳定的。一旦面临社会结构的重组，抑或精英的利益分化[20]，原有的权力平衡都可能被打破，革命后的政治稳定也很可能沦为昙花一现。

而实际上，当前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已经开始面临重大挑战，中产阶级崛起则是近年来俄罗斯权力体系的另一大重点。作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1]，中产阶级正在成为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据俄罗斯科学院2008年的研究，其时俄罗斯中产阶级已经占到了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知识分子、新兴行业从业者等[22]。对于当权者的权力垄断，这一群体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多元化要求。在2011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由于爆出选票舞弊丑闻，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降低了五分之一，民众也对此提出强烈质疑[23]。2015年3月，以抨击普京而著称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被枪杀，他的离世引发了莫斯科数万人的大游行，甚至有人将矛头指向克里姆林宫对反对派和异见人士的打压[24]。这与俄罗斯新生政治力量的崛起不无关系。正如福山所言：“赢得政治自由，不是国家权力受到挟制时，而是强大国家遇上同样强大社会的制衡时。”[25]

一方面，这种阶层冲突产生于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学者R．英格尔哈特提出了政治价值观的代际变迁理论，认为新生中产阶级会更倾向于“后物质主义”，对政治参与、公共治理、环境保护、民主转型、言论自由等领域的诉求也会更高[26]。这一理论也适用于俄罗斯。在执政期间，普京放弃了叶利钦时期的“休克疗法”，坚持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产业结构，促成相对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为大量中产阶层的产生提供了经济环境。而这一社会群体的力量提升，必然会就更开放的政治环境、更民主的参政制度提出诉求。中产阶层这一群体虽然在俄罗斯尚处于相对少数，但其精英属性与广泛影响力将会对俄罗斯深化民主改革产生强大的动力。

另一方面，这一冲突为俄罗斯“自上而下”式的改革敲响了警钟。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虽然十分曲折，但其主流与本质是精英对抗。政治学者比留柯夫与萨文认为，俄罗斯现有政治体制是“普京的方案”，专注于深刻和有质量的“内部改革”[27]。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精英的利益博弈，而非外部压力的推动与对大众利益的负责。虽然俄罗斯国力更加强盛，经济发展更加迅速，但民众在政治转型中究竟获益几何，是很值得质疑的。以政党政治为例，叶利钦与普京为了保证政权平稳过渡与运行，限制议会的权力，也限制除“政权党”以外的政党发展。在《政党法》及2004年修正法案中，对政党参政的准入门槛和规模要求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包括对政党成员数（4万名党员）、政党得票率（7%议席）、政党分布（分布在至少一半联邦主体，且每个联邦主体包括党员四百人）都做了规定。这一政令虽然推动了俄罗斯政党政治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但对多元政党的发展和群体意见的表达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鉴于井喷式的社会不满，在梅德韦杰夫任上与普京的第三个任期，对政党发展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在2012年的政党法改革中，对政党成员数（500人）、政党得票率（5%）杜马选举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降低了政党发挥作用的门槛[28]。这为俄罗斯政党实质民主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这一改革依然是在自上而下的框架之中，公民群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可以预见，伴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壮大和强烈的民主与自由诉求，必将对俄罗斯原有的精英政治模式继续提出强大的挑战。

（三）国家政权支配下政党自身建设不完善，政党独立性不足

俄罗斯现行的政治架构严重限制了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空间，政党——尤其是非政权党——长期处于发育不良状态。在当前的俄罗斯，现有政党难以有效地聚合民意，并进行明确的目标选民划分。有学者认为，现有俄罗斯政党制度主要致力于其“工具性”效用的发挥，而“价值性”效能发挥并不明显[29]。表现在：其一，对于政权党，其工具性体现在对总统纲领及其政府政策的阐释和支持上。统一俄罗斯党的自身定位是“中间政党”，信奉保守主义，即反对苏联式的政治乌托邦建构，政治诉求集中于俄罗斯文化传统与民主建设，而非动荡与革命[30]。就当下的俄罗斯政治形势而言，这种务实、稳健的党派纲领是十分理性和必要的。但在实际政治操作中，由于政权党是由当权者自上而下建立起来并得到大力支持的党，全面跟随总统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取向，过分依赖总统的政治权威，其功能在于通过议会表决使总统的决议合法化，并贯彻执行决议，支持政府的方针政策，来换取政府和当权者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导致在国家杜马中，政权党所展现出的独立决策能力、权力监督能力和党际交往能力，与其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是不匹配的。而总统对政党政治的能动构建作用，也主要体现在大选阶段，在政党建设、明确纲领和党派协调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则相对薄弱。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俄罗斯党更多扮演了总统的选民忠诚度的测试器[31]。其二，对于议会中其它党派，其工具性体现在构建一个形式上多元的政党制度上。在选举过程中，除了政权党，各政党在议会中的作用愈发减小，这种情况尤以公正俄罗斯党和俄共为甚[32]。政治纲领上，俄罗斯现有政党大多明确表达了对总统的支持态度，无法形成有效的制衡力量。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中，执政党与其它党派在共享的政治价值观之外，在具体行政和决策问题上多有分歧。这种权力制衡虽然严重限制了权力的高效行使，但保证了权力的平稳运行和政府的合法性支撑。而当前在俄罗斯的议会内政党，除了俄共领导人对总统的纲领提出质疑，其余党派都明确表示了对总统的拥护支持。有学者认为父权制政治传统、长期的“领袖式”政治传统、缺乏真正多党制的政治经验、长期乱局后，俄罗斯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稳定诉求[33]是出现这一现状的原因。其三，对于本应是选举政治的关键要素的选民，则难以与政党建立起有效的关联，党派内部管理相对混乱、微弱，也很难在现有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政治团体间有效的联合让位于政治精英之间的短期政治利益，这一趋势导致：不同政治团体的区分界限模糊化，选民利益划分不清晰，无法形成具有强大聚合力的政党。长期政治利益让位于现有的经济利益——《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大选中得票超过3%的政党，将得到一定数额的财政拨款，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政党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种党派力量的加剧分化，并不利于维持俄罗斯国内政治的生态平衡。

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党自身建设的缺陷，是其独立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发展不成熟、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缺乏民众认同依然是俄罗斯反对党的主要缺陷。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例。自普京执政以来，俄共定位成为议会内最大反对党。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共并没有很好地把握自身的组织优势和政治潜力，面临一系列党建问题。在意识形态方面，俄共严重缺乏理论创新，表现为政治口号的空洞化、政治倾向的保守化，共产主义的宣传方式陈旧导致吸引力下降；在党政关系方面，俄共以反对党自居，对以总统为核心的政治体制采取了相对抗拒的立场，这导致了俄共政治举措的偏激化；在党内团结方面，俄共的问题尤可诟病，党内政见分歧严重，谢列兹尼奥夫、格拉济耶夫等党内中坚的先后退党，极大地削弱了俄共的凝聚力，造成了分裂选民的消极影响；此外，因党员老化问题导致代际断层将成为俄共生存的最大威胁。公正俄罗斯党作为一个由三个中左派合并形成的党，内部不可避免存在凝聚力不足和政见分歧问题而面临多党协调管理难题。如何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整合三党的资源，真正实现资源的共享，而不是资源的碎片化；在思想融合上，如何在意识形态上真正实现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地争取在杜马中的发言权，避免政党貌合神离，以鲜明理论纲领和有力的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对公正俄罗斯党都是严峻的挑战。对于由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而言，一方面，虽因其在政坛持实用主义立场处于有利的局面，但它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经常表现出“摇摆不定”、“难以捉摸”的特点。其意识形态上的极端民族主义也受到了各方人士的诸多批判。俄政治学家认为，俄自民党的名字中的自由民主纯属摆设，因为它并没有坚持自由民主的理念，其纲领也不符合民主原则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太过于依赖个人魅力和影响力的领袖型政党，让自由民主党的前景布上了一层阴霾。

（四）政党制度改革内生性乏力

在俄罗斯国内外，对政党改革的具体路径看法各异、争论不一，但对“俄罗斯政党政治亟需改革”并无歧义。在现阶段，影响俄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改革动力问题。政党改革——包括政党自身改革与政党制度改革——的动力不足，制约着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自2004年《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确立本国政党制度后，普京与梅德韦杰夫颁布了多次修改法案与政令。根据这些法案的具体内容，可归纳出俄罗斯政党改革的走向：

一是促进现有政党制度的规范化。提升政党的政治地位，采取比例代表制（政党成为议会斗争的唯一主体）；二是加大政权党的优势倾斜，减少政党数量（提高建立政党的人数与选取分布要求）；三是提高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提升政党获得议席的选票要求）；四是降低政党组建和政党规模的门槛（2012年政党法修正法案）。

这些改革虽然推动了俄罗斯政党政治的规范化、有序化，但对推动俄罗斯的实质民主、沟通民意与政策输出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政治学者王长江将政党改革分为渐变型、突变型和兼合型三种[34]。很明显俄罗斯的政党改革是渐变型的：改革步调小，改革范围窄，改革作用慢。虽然节奏稳健，但很难及时满足民众的改革诉求，在短期内也很难触及利益核心。这在政党自身改革与政党制度改革两方面均有体现。

就政党自身改革而言，俄罗斯政党进行内生改革的能力不足。政党力量的增强，离不开吸纳精英与扩大社会基础。但在俄罗斯特殊国情下，这两大路径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俄罗斯精英很少选择政党作为发挥影响的渠道。在叶利钦时期，经济寡头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的私有化改革默许了这种权力寻租。在政党之外，这些寡头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普京任期，他将打击寡头、推动企业国有化作为工作重心，也培育新的利益集团为改革保驾护航，使俄罗斯顺利实现了由寡头资本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35]。这一权力变迁并未以政党为表达平台，更多的是隐性利益集团的替换。政党无法吸纳精英核心，则很难获得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权力模式的变迁很少关注到民众利益。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一个保守主义政党，发展要务在于扩大群众基础、改革政党的阶级属性。但在实际发展中，该党对大众的吸引力有限，持续走低的民众支持率表明该党欠缺牢固的群众基础。

就政党制度改革而言，政党在俄罗斯的权力架构中长期处于非核心地位。自叶利钦始，俄罗斯政治框架就以总统及其扶持的非制度化政治精英作为政治基础，是一种“权威主义政体与代议民主政体的某种混杂”。以“西罗维克”（siloviki）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对俄罗斯寡头与政治反对派进行打击，确保总统权力的畅达行使[36]。反对党派，尤其是较小的党派，虽然能有效聚合民意、表达民众利益，但在政党法相对严苛的规定中，几乎无法行使参政职能。一方面，《政党法》限制政党组成政治联盟，这就使得小党很难进入议会提出议案[37]。另一方面，议会大党对民众诉求并不关注，这也限制了较大政党合并较小政党的可能性，因此小党在俄罗斯政党政治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碎片化的地位。自1993年始，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有议席的政党数量呈下降趋势，选票也越来越集中于议会大党。无论从政党自身自助还是政党制度来看，俄罗斯的政党政治改革依然存在着严重欠缺，改革内生动力不足也仍然制约着本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综上所述，俄罗斯处于民主政治发展初级阶段，其政党政治还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具有不成熟的特点。执政当局将如何在权威政治与民主政治间做权衡，将如何构筑符合民主理念和转型期俄罗斯国情需要的政党体制，我们将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李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