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秀玲/张国良：政治生态视域中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制约因素探析

政治生态视域中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制约因素探析

臧秀玲/张国良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党作为联系政府和公民的纽带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形式，政党政治的发育水平与民主的巩固有直接的关系。在俄罗斯制度设计中政党基本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限，因此在政党政治与民主的互动中其作用有明显的局限性。政党政治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生态中，政治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基础、政党体系、国际环境等都会对政党政治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把俄罗斯政党政治置于俄罗斯政治生态下考察，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探讨政党政治在民主进程中作用局限性原因利于我们对于俄罗斯政党政治现状的认识的深化，也利于我们认识到俄罗斯当前的政党制度是其特殊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

一、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

从整体来看，俄罗斯政党制度不同于苏联时期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制，而是一种总统高度集权体制下的多党制，这也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选举制度、无执政党的多党制和超级总统集权制——非均衡的三权分立政党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以总统为核心，政党的作用受到限制，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一）选举制度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形成相对稳定的多党并存的政党格局。1993年宪法第三条规定了“全民公决和自由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直接体现”。2001年《政党法》将政党定义为“俄罗斯联邦公民的自愿联合组织，成立的目的在于通过表达公民政治意愿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参加国家代表权力机关和地方自知代表机构的选举，并在这些机构中代表公民的权益”，该法律严格规定了政党的概念、地位和组织活动方式，为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勾勒出基本框架。[1]2002年第三部国家杜马选举法强化政党作用。2003年第四部《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规定了政党的作用和责任。2004年国家杜马又通过了《俄罗斯政党法》修正案，进一步规范政党组成，为政府官员能够参与政党活动和议会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2007年杜马选举完全按照政党名单进行比例代表制。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俄罗斯选举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出现各种类型的政党，如按意识形态划分的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类政党；按政治倾向划分的左翼、右翼和中派主义政党，这些政党都通过选举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从第六届杜马选举来看，“统一俄罗斯”党、俄共、公正俄罗斯党和俄自由民主党凭借相对稳定的支持率获得杜马席位，这与叶利钦时代政党活动无序状况相比，说明俄罗斯国内已经形成较稳定的多党制格局。

（二）政党对政权存在依附关系，形成只有“政权党”没有执政党的局面。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党通过政府来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政党间的竞争也就成为了争夺行使国家权力的较量。而俄罗斯则深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政党政治的作用也在被弱化。俄罗斯的多党制是由苏联时期政治改革催生出来的，权力被苏联共产党牢牢掌握，催生出的政党并没有通过政治斗争的形式来争夺权力，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党依旧对政权存在依附，没有成为执政党，也就形成了当前俄罗斯存在“政权党”而没有执政党的局面。“政权党”是俄罗斯政党政治中的独特现象，它是由当权者自上而下建立起来并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党，它只是当权者的依托力量，其本身并不拥有政权。政权党功能在于通过议会表决使总统的决议合法化，并贯彻执行决议，支持政府的方针政策，来换取政府和当权者的支持和帮助。“统一俄罗斯”党就是这样的政权党，2003年和2007年两次杜马选举，“统一俄罗斯”党拥有绝对优势，占据杜马大多数席位。2011年杜马选举中，虽然统俄党票数没有过半，但这并不影响其第一大党的地位。当前，“统一俄罗斯”党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可靠性得到总统普京的认可，梅德韦杰夫也强调：除了统俄党，俄罗斯没有其他党派能够承受各种危机与冲击。[2]统俄党的政治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

（三）总统高度集权体制作用下，形成弱议会、小政府、政党功能受限的组织格局。在俄罗斯，总统是国家元首，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不属于三权分立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范畴，凌驾于三权之上来行使国家权力，拥有高于西方国家总统的权力，这一制度通常被称为“超级总统制”。在总统高度集权体制作用下，议会即使获得多数席位也没有组阁权，对总统的制约也十分有限，罢免总统的条件只有叛国等重罪，程序也相当复杂。这一态势下的政府也不能发挥作用。总统在组织政府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总理的人选由总统提名，若杜马三次否决总理提名，则总统有权解散杜马，议会如果与总统发生冲突，总统还有权解散政府同时，政党的作用也受到限制。在西方总统制国家，总统提出的议案很容易遭到议会反对而无法通过。而在俄罗斯，政党的生存发展大多需要总统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大多数党派都与政权党采取一致行动，形成政治盟友，出现“中间小、两头大”的局面，因此总统和政府提出的一些议案都以绝对多数通过，反对党的作用受到了严重限制，无法有效否决总统和政府提出的议案。反对党无法行使自身权力，也使得反对党发生内部分歧导致四分五裂，无法形成联合，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二、俄罗斯政党政治局限性的制约因素分析

政党政治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生态中，政治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基础、政党体系、国际环境等都会对政党政治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俄罗斯制度设计中政党基本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限。将俄罗斯政党政治置于俄罗斯大的政治生态背景下进行考察，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俄罗斯政党政治现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俄罗斯当前政党制度是其特殊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

（一）不利于政党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

从沙俄时期到苏联时期，俄罗斯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十月革命”后,苏联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仍然是一种以集权和强制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权力体制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层次都在产生崇拜和崇拜者。在权力的每一级,其最高领导人都在利用集中于他手里的权力,而且不受任何来自社会的监督。[3]受这种集权政治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民族形成了认同集体价值观，喜好个人权威的性格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显然不利于政党发展。因为，政党是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形式，而权威主义政治观念与民主观念背道而驰。

在俄罗斯政治转轨初期,自由民主主义思想曾经占据很大优势,精英与民众渴望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但几年下来,大多数人的贫困化、社会的混乱无序以及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丧失,使自由民主主义的影响下降,而其它一些喧嚣一时的思潮和主义由于缺乏协调,不能迅速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这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及领袖和国家崇拜的影响力再次表现出来。一方面民众期望强人治国,不信任政党政治；另一方面拥有巨大权力的总统也更喜欢直接统治,不习惯政党政治。叶利钦和普京都以超党派自居,并以全俄罗斯之父的身份进行统治。[4]目前，俄罗斯政治在向西方民主化过渡失败后走向权威主义可以说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某种回归。权威主义政治下的超级总统制对政党政治来说无疑是一个障碍。

（二）政治体制因素制约政党职能发挥

以总统为核心的非均衡三权分立体制，限制了政党后天发展俄罗斯实行以总统为核心的非均衡三权分立体制，其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过大，议会的权力很小，司法权力更弱。这一制度设计存在很大的弊端，一方面导致俄罗斯总统的过分集权，极易出现个人专断。总统的过度集权使其在政治生活中是超党派的，他们常常超越党派利益，以民选总统的名义行事。以总统为权力核心的政治结构导致了总统与议会的对立,从而限制了政党政府的产生。另一方面议会虽然行使立法职能和监督职能，却没有组阁权，对总统的约束力有限，政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就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进行有限的竞争。可见，在组织政府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总统，1992年以来俄罗斯历任政府总理与国家杜马选举以及是否是国家杜马中多数党的党首没有关系。只要总统提名，议会通过，就可以出任。政府总理名义上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但由于没有政党基础,实际上只对总统负责。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党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强总统权力的合法性。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民主选择、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到普京时代的统一俄罗斯、公正俄罗斯无非是按照总统意图行事的“政权党”。

（三）政党体系的局限性

不成熟的政党体系是俄罗斯不能产生执政党的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政党政治不成熟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政党在政治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按照俄联邦宪法的规定,议会多数党没有组阁的权力,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也不一定要首先通过政党。这样在国家决策过程中，国家执行权力的过程基本上与政党活动分离。政党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对高度对抗的权力斗争产生关键性的实际影响”。这是其政党政治不成熟的直接表现和结果。[5]二是，俄罗斯众多党派先天不足。大体上说,俄罗斯的民主派主要是靠整垮苏共、而不是靠做大反对党夺取国家权力的,这样一种开启模式决定了日后政党在新体制中的地位:不是掌握而是依附于政权。[6]俄罗斯政党虽数量繁多，但多数都是为了选举而组织起来，大都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很多政党都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由领袖推动，政党的运作大多取决于领袖人物的个人能力，这使得政党在进行政治斗争中很容易被领袖的个人表现所左右。此外，俄罗斯部分政党与政党之间的纲领和政策主张过于相似或流于形式，缺乏严格的纪律和法规来规范党员行为，党员流失现象严重。三是，俄罗斯政党体制不成熟根源于形成阶段的政党政治精英人士与广大群众严重脱节。精英人士在其政治主张不顾实际激烈冒进，不同社会与政治组织之间形成的联盟，不是为了争取轮流执政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只是为了推翻现政权。在选举活动中，反对现存政权成为一种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倾向，大多数政党不能采取一种过渡方式来争取建立代议制政治。[7]

（四）政党政治社会基础薄弱

市民社会的演进对于自由民主制的发展和维持至关重要。在民主化进程中市民社会可以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的行使、培养和深化民主价值文化、利益的多元表达、直接推进民主进程和加强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8]俄罗斯历史中的农奴制和斯大林模式都限制了作为市民社会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的发展。政党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俄罗斯的市民社会尚处于初级阶段。俄罗斯长期专制统治形成的结果是上层领导人之间相互影响,下层民众之间相互作用,但上下层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空间就像沙漏的中部那样狭窄。这是造成政党与选民脱节的主要因素。公民的自我意识淡薄,与政权疏远,不可能促成社会政治联合组织的出现,决定了政党只能是一种产生于社会表层的精英组织。政党不能表达和整合不同阶层选民的利益,这反过来又加深了民众对政党的失望情绪。10多年来,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新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出现了，它们需要政党来维护其利益，而政党也需要它们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但这种联系却一直没有形成。民众在现今的政党当中没有看到他们利益的真正表达者，而大多数政党也都没有找到稳定的社会基础。这种情况下,本来应依赖于社会的政党却要更多地依附于政权。

（五）国际环境不利于政党政治发展

在整个俄罗斯政治转型过程中国际环境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俄罗斯政治转型肇始于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国际上以西方民主为武器的和平演变被许多学者视为促成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外部条件。时至今日西方民主国家依然试图对其进行政治方面的干预性影响，不过由于俄罗斯内部政治文化传统及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某种抵抗，结果西方式民主非但没有按预期在此开花结果，反而在普京时代出现了被称为委任式民主的结局。经济全球化则在客观上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另外一个向度的影响。具体而言，上世纪9O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增大，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应对国际竞争，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冷战后世界在相互交往中竞争，西方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尤其使俄罗斯和许多后发展中国家面临被动局面，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里不可能提供充裕的时间和良好的条件，以供它们从容不迫地伴随市场经济完善而建立成熟、完善的民主政治。俄罗斯处于亨廷顿所指出的变动的社会秩序中，权威主义体制在这里是必不可少的。对权威的推崇、迷信势必会影响人们对政党政治的热情，事实也是如此。俄罗斯政党过分依赖作为社会权威的政治精英，结果随着精英的退出而引发政党的频繁出现与消亡。

结语

俄罗斯政治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基础、政党体系、国际环境等都会对政党政治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以上因素使俄罗斯政党政治在民主进程中作用发挥具有局限性。俄罗斯当前的政治制度是其特殊政治生态中的多种因素合力的必然结果。2012年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团队将如何在权威政治与民主政治间做权衡，将如何构筑符合民主理念的政党体制，我们将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郭忠华：《西方政党与民主：在共生和悖论的结构中》，《岭南学刊》2006第2期。

[2]范建中：《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版。

[3]庞大鹏：《新普京时代的开启——2011年俄罗斯政治形势综述》，《和平与发展》2012年第1期。

[4]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5]朱可辛：《俄罗斯民主进程中的政党政治》，《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

[6]冯绍雷、相蓝欣：《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陈新明：《俄罗斯政党发展制约因素及原因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

[8]霍淑红：《俄罗斯民主进程中的市民社会》，《学术探讨》2004年第5期。

[9] http://www.president.kremlin.ru.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李亚洲**

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教授

现代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的进步，必然要求日益完善包括政党在内的社会组织。因此，任何一个政党客观上都面临如何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对于脱胎于苏共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来说，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及面临的各种挑战，更是事关其生死存亡、能否发展壮大的重大问题。

一、不断变革是俄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政党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适应本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不断对该政党的纲领政策、指导思想、组织结构、领导体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进行调整，使政党运行和活动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俄国共产党（苏共前身）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采取非法武装斗争与合法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公开争取到多数工兵农大众，联合多数革命民主党派，夺取了政权，成为了执政党。成为执政党后，俄国共产党（苏共）虽然在创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方面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但是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犯有重大错误。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主义既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型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又刚开始在苏俄大地上试验创建，众人难免对社会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认识，而俄国共产党（苏共）唯我独革、唯我独社，自行斩除了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自行砍杀了多党合作制，使苏联人民后来长期蒙受一党制专政之苦。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在一党制条件下还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进而又窒息了党内民主。这就堵塞了自身的改革发展之路，从而导致了苏共亡党，之后又进而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

今天，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即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资本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整个世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现代化已推进到空前未有的高水平、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包括俄共在内的共产党的革新问题，变得愈益迫切和重要。对于脱胎于苏共、目前正处于反对党地位的俄共来说，能否正确吸取苏共失败和灭亡的经验教训，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自觉改革，更是事关其生死存亡、能否发展壮大的重大问题。这是因为，俄罗斯公众普遍认为，俄共自成立之日起便是苏共的继承者，这吸引了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把俄共的形象同苏联令人憎恨的过去历史联系在一起。俄共作为前苏东地区最大的共产党组织，而且是体系完整、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确实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改变俄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俄共领导人以及许多党内人士早已开始频繁谈论自身变革问题。[9]在此基础之上，俄共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有众多的失误和不足之处。

二、俄共变革的成就与现状

笔者认为，既然政党变革是一个包括党的组织制度和纲领策略在内的全方位问题，那么其表现也必然是全方位的。本论文仅就俄共变革的几个主要表现方面的成就与目前现状试作初步探讨。

第一，俄共的自身结构发生了变化。经过多年艰难曲折的发展，俄共的自身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俄共恢复重建之初的50多万党员中，从职业角度来看，主要是职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人，从年龄结构来看，中老年人和退休者居多，新党员和青年党员较少，平均年龄达到了50—60岁。[10]所以，俄罗斯媒体通常把俄共称作“老人党”或“退休者党”，是有一定依据和道理的。针对这一状况，早在1993年第一次议会大选获得成功后，俄共就提出要重视组织建设，积极进行党的发展壮大工作，尤其注重吸收青年人入党，并致力于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以实现更大的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俄共更加关注组织队伍建设，尤其注重领导层，乃至中央领导层的年轻化问题。2004—2008年间，由于俄共在改变党员年龄结构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其“老年人党”的形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相当一部分地区领导人都换上了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吸收了七万名大学生和青年人入党，恢复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并对之进行指导。为了适应现代政治的需要，俄共提出要在议会中发挥立法的主动权，不仅仅充当“批评”的角色，要为捍卫劳动者的权利积极立法。为此，俄共尤其注重推举既年轻又具有职业专长的候选人进入议会。在第五届俄共杜马党团中，这些新当选的议员占1/3以上，共19人，平均年龄47岁，有5个议员年龄在30岁以下。[11]在2008年底举行的俄共十三大上，久加诺夫要求各级党组织把组织发展当成头等重要任务来抓，尽快增加党员人数，吸收年轻人入党，提拔青年党员进入党的领导岗位，以提高党的战斗力。作为起步，俄共此次代表大会在组织机构上已作出调整，将候补中央委员增加了一倍，而且在这105人中，有75人为年轻人，这一举措使俄共领导机构成员的平均年龄下降30%。[12]

第二，俄共的支持选民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俄共自身结构的变化，投票支持俄共的选民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共之所以能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迅速发展壮大，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俄共在农业区拥有一批固定的农村选民作为其主要支持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3次(1993、1995、1999)国家杜马选举中，“农村选票是俄联邦共产党再度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南部农业地区，由于支持共产党候选人而被称为‘红色地带’。”[13]进入新世纪以来，俄共特别重视城市工作，因而俄共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支持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例如，在2005年12月4日举行的莫斯科市杜马的选举中，俄共得到16.75%的选票，比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时俄共在莫斯科市7.8%的支持率多了一倍以上，获得4个议会席位，使俄共有了零的突破，因为这是俄共近15年来首次进入首都的议会。[14]与此同时，俄共对农村工作并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从而造成了农村支持选民的大量流失。近年来，俄共逐渐意识到在此问题上的失误，开始注重农村工作，因而俄共的选民结构有了改善的迹象。从2007年12月第五届杜马选举中俄共新增选票的地域分布来看，俄共选民有向俄罗斯中部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倾斜的趋势，如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被称为“反共堡垒”的地方，俄共分别增加了25万张和10万张选票。而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俄共在近些年丢票很多的农村及“统一俄罗斯”党控制的地方，其选民支持率又有回升迹象，如在农村的某些地方甚至得到30%的选票；在典型的反共地区马加丹州，得到20%以上的选票；在北奥塞梯的支持率有了显著的突破，达到19%，等等。这说明俄共争取选民的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补充了选民队伍,这对改善俄共的选民结构和党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15]由此可见，由于俄共坚持不懈的努力，注意平衡各方面工作，俄共的支持选民结构呈现出向好的趋势。

第三，俄共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指导思想从坚持一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逐渐转向多元的指导思想。作为苏共的继承者，俄共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同时俄共又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不能用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态度来对待。1995年俄共三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指出:“俄共在确定自己的纲领性目标、战略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斗争策略时，遵循的是发展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唯物辩证法”。俄共党章则强调，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学说，并且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008年俄共十三大通过的新版本党纲重申：“党在确定自己的纲领目标和任务、战略和策略时，从分析社会—政治实践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指导并创造性地发展这一学说，依据本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经验与成就”。[16]但是俄共没有像苏共那样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唯一指导思想。在1997年4月俄共四大上，久加诺夫在政治报告中对俄共的指导思想作了补充，他指出，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俄共还遵循:“社会公正思想、国家爱国主义思想和苏维埃人民政权思想”,“保护人权和公民自由也是俄共的重要思想武器”。[17]同时承认多党制、政治多元化和思想言论自由，承认多种所有制形式平等，等等。据此，有些人认为，这标志着俄共在逐步社会民主化，有演变成社会民主党的危险。但是笔者以为，俄共指导思想的变化，与其说是内在的根本性变化，倒不如说是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除了马克思主义，俄共对其它思想的强调不过是出于不同时期策略的需要，而对分析社会、制定策略不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俄共并没有像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指导思想置于平等的地位，而是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作用，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实。

第四，俄共的自身定位发生了变化。俄共成立之初，继承了原苏共的理论，坚持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声称它继承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以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宗旨,忠实捍卫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利益。俄共三大纲领明确指出:“俄共的标志是锤子、镰刀和书本———象征城市、乡村、科学文化界的劳动者的联盟”。俄共的这种新认识，是基于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目的是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争取最广泛的同盟军。1997年4月俄共召开四大，久加诺夫在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俄共是“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党。2000年12月俄共七大又强调俄共是“劳动人民的以社会利益为重的政党”。并进一步指出,不仅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俄共的盟友,民族的、爱国的实业界和中小企业家、成百万的小商小贩也是共产党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共产党人还应当同“各种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流派和政治运动建立联系”,可以吸收教徒入党。值得注意的是，自身定位的变化是俄共为了争取群众支持，获得更多选票的手段之一，就这点来看，俄共和社会民主党颇有相似之处。但应指出，同社会民主党宣称是“全民党”不同，俄共自称是“劳动人民的党”，并切实为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行动，反对政府进行的私有化和破坏社会福利的政策。2008年俄共十三大通过的新版本党纲进一步申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彻底捍卫雇佣劳动者权利和民族国家利益的政治组织”。[18]该表述中用“雇佣劳动者”取代了原纲领中的“劳动人民”，突出了劳动者的阶级属性，特指今天社会制度下受资本剥削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同时申明俄共不仅是代表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党，还是代表整个民族国家利益的政党。[19]

第五，俄共的社会主义理论发生了变化。从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转变为奉行“革新了的社会主义”。I990年6月俄共成立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基本沿用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经济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在与叶利钦政权的斗争中，俄共为了重塑自己不同于苏共的新形象，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曾多次强调：俄共主张国家回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不是向后退到社会主义，而是向前迈向社会主义”。l995年1月俄共召开三大，在党纲中对社会主义作了全新的表述：“完全的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根据劳动的数量、质量和成果分配财富的无阶级社会；是一个以科学计划和管理为前提，以珍惜劳动与资源的后工业化工艺为基础，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都达到很高水平的社会；是一个能够促进个人创造积极性和劳动者自治的真正民主的和精神文化发达的社会。”这里所突出的主要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生产力高度发展，真正的民主，发达的精神文明，劳动者自治等等。并且俄共提出的未来社会主义，包含了许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内容：社会主义要“创造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人民生活质量和更发达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把人类引向更深的矛盾，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球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民族社会问题”，而社会主义则“符合当代生产力水平、生态安全，人类面临的任务的性质”。2008年俄共十三大通过的新版本党纲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摆脱了人剥削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按照劳动的数量、质量和成果分配生活财富的社会。这是在科学计划和管理、运用科技含量高且又节约资源的技术的基础上达到高水平的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社会。这是实行真正的人民政权和发达的精神文化、激励个性的创造积极性和劳动人民的自治的社会。人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和因素。”与原纲领相比，新版本增加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和“人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和因素”两项内容，前者体现了俄共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后者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教训的总结。总之，俄共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它所讲的社会主义已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赋予社会主义以符合时代发展和本国实际内容的“革新了的社会主义”。

第六，俄共的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俄共以建立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以共产主义为长远理想，但是在当前条件下，作为现政权的反对派，俄共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政权。经过1991年和1993年同执政当局的两次“武装对抗”，俄共认识到，目前在俄罗斯武装夺取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共逐渐改变了同执政当局斗争的方式和策略：由街头抗议改为议会斗争。1993年10月俄共正式宣布参加议会选举，其目的是通过合法的斗争方式“剥夺背叛民族反人民的政权”。尤其是1995年和1999年两次杜马选举的胜利，使俄共成为俄罗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政党之一。由于俄共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客观政治环境又要求它只能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夺取政权，这促使它把工作重心放在上层，特别是放在议会斗争中。[20]作为一个在俄罗斯最具有群众性的政党，俄共的这一做法导致它忽略了对基层群众的工作，使党与群众关系变得疏远起来，上层与下层脱节,直接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因此，俄共七大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对工作重心作出了适当调整，强调把议会内工作与议会外工作结合起来，把今后的工作重心由仅仅放在议会工作上转变为同时也重视群众工作。2003年俄共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遭受重创，由第一大党沦为第二大党。2004年俄共的分裂进一步恶化了其在议会中的处境，议会内斗争的成果不甚明显。因此，俄共决定把斗争的重心转到议会外，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抗议活动，“从社会防御转向社会进攻”。[21]对于斗争方式的表述，2008年俄共十三大通过的新版本党纲仍表示以和平的方式，但不否认在被迫的情况下采取革命的手段。新纲领强调，“俄共把议会斗争视为一种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不容许与现政权的反人民方针妥协。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群众的抗议运动与共产党人的议会活动之间的联系才能变得有效”。[22]

三、俄共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俄共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自身变革成就显著，但与此同时，俄共还面临一系列的困难有待克服。俄共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将取决于其能否克服困难、进一步赢得俄罗斯民众的支持。

首先，年轻化的方针实施的还不够。虽然俄共非常重视自身年轻化问题，但是这一进程在一些地方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与此同时，俄共确定了每年吸收占俄共党员总数10%的新党员的目标，尽管纳新工作进展顺利，但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当前最令俄共领导人焦虑的是党的队伍的老龄化问题，它已严重地制约着党的活动能力。俄共尽管每年新增党员近万名，但抵不住高龄党员的自然减员人数，在现有的16万左右党员中，50岁以上的占大多数，30岁以下的仅占5%—7%。久加诺夫坦言，以这样的年龄结构,即使国内形势发生突变,俄共也很难采取行动。[23]并且俄共的干部队伍面临同样的困境。虽然相当一部分地方和中央领导人换上了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但就总体而言，俄共的干部队伍老化问题依然十分严重。2010年初，在俄共莫斯科分部10个区委第一书记中，2人73岁，2人67岁，2人64岁，其他人也接近这一年龄。[24]其中央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1993年俄共重建时的老面孔，没有定期更换，也缺乏对领导人的有效监督，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流于形式。因此，如何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克服队伍老龄化、实现干部队伍的更新换代，依然是俄共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战。

其次，资金短缺、财力有限，也是俄共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难题之一。在当代俄罗斯，一个政党的成绩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是否有群众基础，金钱和权力也起着很大作用。在每一次各派政治力量激烈角逐的议会选举中，俄共的主要对手“政权党”都能得到由政权力量控制的最强大、最直接的舆论支持和财政支持，以及各种最强大的财团力量的资助和扶持，这为“政权党”的竞选成功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作为反对党的俄共所无法比拟的。在选举过程中和选举后，俄共的发展都受到了财力的极大限制。尤其是2001年《政党法》出台后，俄共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2001年4月召开的俄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同年12月召开的四中全会都把解决资金问题作为重要议题，竭尽全力地寻找扩充政党资金的方法。2007年3月24日，俄共在莫斯科召开中央全会，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就资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建议。他认为，除了募集资金和捐赠，还有其他一些解决资金问题的方法，一是，地区选举结束后，俄共在地方上有了自己的议会党团，各地区组织要努力自己解决资金问题；二是，参照一些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与入选各级政权机构的党员之间有专门财政关系规定的实践经验，俄共必须确定工作人员的工资额，将相应的国家机构支付的超出党规定的最高限额部分转交党中央或地方组织，应该尽快制定《俄共议员条例》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及更多的相关问题。[25]但是俄共筹措资金的举措能否得以实行、能否带来实际效益仍是问题。看来，俄共资金不足的问题难以解决，这必将限制俄共的发展。

第三，俄共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歧。俄共成立后，特别是重建后一直没有进行过内部的清理，在俄共的旗帜下聚集了不同思想类型的人，俄共党内比较极端的有两派，一个是以舍宁为代表的激进的“正统派”，该派反对俄共对总统和政府的温和态度，批评俄共有社会民主党化的危险；一个是以谢列兹尼奥夫为代表的“民主派”，该派主张同政府进行全面合作，反对俄共的“反对派立场”。因此，在其他政治力量开始联合的同时，俄共却发生了分裂。2000年7月，时任共产党联盟—苏共理事会主席的舍宁成立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共产党”，随后退出了俄共。接着以谢列兹尼奥夫为代表的温和派在2002年4月“杜马风波”后与俄共决裂，另组“俄罗斯复兴党”。此后，围绕领导权和路线认识问题，俄共又发生了一系列内部分歧和斗争：2003年，著名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与俄共分手，另组“祖国”竞选联盟；2004年5月，谢米金被俄共开除党籍，另组“俄罗斯爱国者党”；2004年7月，吉洪诺夫、波塔波夫等被俄共开除党籍，另组“全俄罗斯未来共产党”；2008年，俄共解散圣彼得堡市委及其下属一些区委，原市委第一书记费多罗夫被指“宗派主义和新托洛茨基主义”而开除党籍；2010年，俄共解散莫斯科市委及其下属一些区委，原市委第一书记乌拉斯被指“违背党的纲领性原则”和“进行宗派活动”而开除党籍。总之，近十年来俄共分裂和党内斗争不断，一批又一批党员被清洗出党，导致党的规模日渐萎缩。

第四，如何把俄共的思想理论和政策策略传达到群众中去是俄共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又一难题。一方面，俄共希望通过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积极争取群众，通过联盟把俄共奉行的思想传送到群众中去；另一方面，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俄共试图把20世纪的政治财富和深刻领悟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21世纪的技术机遇结合起来，主张充分利用媒体，特别是网络进行强势宣传。目前，除了俄共网站，俄共已建立了58个地区分部网站和15个地方支部网站，创建了自己的电视台。[26]这使俄共的宣传工作不仅集中在大选期间，还把党的主张和对事件的看法随时传送到社会中去。尽管俄共的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总体而言，仍与社会对它的需求相去甚远。社会调查数据表明，俄共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下意识地不相信俄共能够夺取政权和在选举中获胜，俄共在取得国家政权的道路上面临的恰恰是如何战胜这种不信任，其中包括探索能够消除这种怀疑态度并把那些目前远离俄共的民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途径。特别是，根据全民的观点，俄共必须在行动和思想方面采取能够更加令人信服地、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最优秀的部分与俄罗斯思想以及争取俄罗斯民族国家复兴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步骤。不但75%的俄共支持者坚信党的此类使命(反对者只有8% ),而且79%的俄自由民主党的追随者、58%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者以及43%目前准备投票支持“公正俄罗斯”党的民众也持此观点。[27]因此，如何加强理论创新，提高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能力，尤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本质、21世纪社会主义的前景和特质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阐释，进一步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宣传群众，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政治斗争的创造性，并采取具体的实践方案影响群众、维护他们的利益，进而赢得社会的信服和支持，对俄共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