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民粹主义兴起的挑战：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21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探索
陈凤
【摘要】进入21世纪后，身份政治日益凸显，民粹主义及其政党迅速崛起，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形成挑战。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缩影，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的纲领性目标、目标实现路径、具体政策主张、选民基础和议会席位等遭到民粹主义政党的冲击。对此，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努力顺应时代脉搏，积极进行理论革新，主动参政议政，拓展政党间合作。未来，在身份政治日益成为政党竞争的主导型策略背景下，以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平衡党内不同派别的利益诉求，处理好传统与变革的关系，不断推陈出新，明确道路选择，推动本国社会主义发展。
【关键词】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身份政治
【基金项目】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1世纪中东欧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构研究”（22YJC710006）
自21世纪以来，身份政治成为时代的热点。“身份政治延续了传统左翼政治的基本目标，致力于发现不公正、反抗不公正，解放社会边缘群体；传统左翼政治聚焦在物质经济领域，而身份政治所界定的不公正涵义更广，其视角扩展到各类社会文化领域。” 身份政治浪潮高涨的结果便是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泛滥。特别是代表中低收入群体和对现实不满者的民粹主义政党的迅速崛起，挤压了传统左翼政党的竞选空间。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如何在这种新的政治生态中进行社会主义探索，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对此，本文以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下简称“捷摩共”）为例，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捷摩共作为原东欧地区唯一一个不改名换姓和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捷克左翼阵营的重要代表和政党政治传统力量，并且在世界激进左翼力量中颇具影响力。本文将从理论主张和选举实践两个层面，剖析国内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给捷摩共带来了哪些挑战及后者如何积极应对，进而深入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演变规律。
一、民粹主义对捷摩共理论主张的挑战
为了吸引对现状不满、渴望改善生活困境的中下层选民，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口号和政策主张，其中不乏带有左翼或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在这种背景下，捷摩共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使自己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独特的辨识性。
（一）纲领目标：对实现社会公正的多样承诺
近年来，以商人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组建的“不满意公民行动2011”（the Association ofDissatisfiedCitizens/YES 2011，以下简称“ANO”）为代表的捷克民粹主义政党声称致力于追求社会公正，这也是捷摩共在其政治纲领和竞选宣言中的重要主张之一。捷摩共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其中一个显著趋势是全球资产阶级的崛起；这个阶级正在利用全球劳动力市场和自然资源，通过全球信息市场控制人们的思想；虽然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捷摩共提出建立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社会公正。在《21世纪社会主义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中，该党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其根本目标是全面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 此外，在2012年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捷摩共前主席沃伊切赫·菲利普（Vojtech Filip）明确宣布了捷摩共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
与此相比，ANO等民粹主义政党也认为捷克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缺乏公正，但它们将其归咎于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的贪婪和不负责任。“中东欧民粹主义则相对重视平等和公正等问题。反‘精英’往往是反对前共产主义体制遗留下来且经历市场化转轨后的获益群体。因而其民粹主义往往具有左、右翼混同，反‘精英’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特征，既认同市场经济，又强调社会公正。”为此，这些政党将自己定义为一种“无党派”和反腐败力量的运动，把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对立起来，并宣称自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追求实现社会公正。
民粹主义政党主张实现社会公正，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捷摩共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特性。这就要求捷摩共在其理论和政策创新中，通过强调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提出更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区别于民粹主义政党的口号和政策主张。同时，捷摩共还需与选民进行更深入的对话，解释其社会主义理念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以赢得选民的支持和认同，从而在新的政治生态中保持自己的声音和地位。
（二）实现方式：对制度替代路径的不同选择
在21世纪初，捷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逐渐显现。在捷克社会民主党和公民民主党执政期间，捷克出现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包括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公共服务的削减以及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人们对这两个主要政党的信任度下降，它们所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遭受了广泛质疑。捷克民众迫切需要新的方案和理念，来推动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在这一背景下，捷摩共提出了现代社会主义口号，作为一种替代性方案回应民众的政治诉求。在实现现代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上，捷摩共基本上延续了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主张。例如，它们都主张接受政治多元化，承认有限的私有财产，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鼓励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参与式民主，走一条和平的社会主义道路等。
同样，为推动政治变革，民粹主义政党宣称要在本国实行一种新的管理运作方式，即企业化管理。所谓的企业化管理意味着将政党和政府以一种企业管理的方式进行运作。在政党运作方面，捷克最早出现的民粹主义政党公共事务党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以政治化企业家维特·巴尔塔（VítBárta）为中心的企业化政党。ANO也定位自己为一家跨越“左”“右”的“企业化政党”。该党在资金来源和管理方面极度依赖其创始人巴比什。在政府管理方面，巴比什曾明确指出：“我不是政治家，将来也不会是政治家……我是一个经理人。在议会和政府中，我们需要经理人的存在……捷克就像是一家拥有千万股东的公司，由于管理者的失职和腐败行为，公司目前处于负债运营的状态。”因此，ANO的竞选口号主张将国家作为一个公司进行管理，从而让每个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有十余年，捷克国内的危机从经济向社会和政治领域蔓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众对政治变革的期望日益迫切。对于捷克选民而言，捷摩共提出的变革路径虽然具有可行性，但很多人觉得捷摩共的主张过于传统，没有与时俱进或者创新的元素，质疑其能否真正适应当下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挑战。相反，民粹主义政党提出的替代路径主张虽然存在着政策简单化和缺乏长期可行性的问题，但其新颖的特点对选民更具吸引力。因此，捷摩共需要寻找创新的前瞻性的替代性路径，以应对当前的挑战。
（三）政策主张：对热点议题的激烈竞争
捷摩共和民粹主义政党都试图在国内的一些热点议题上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吸引选民的支持和塑造话语权，以争取主导这些议题的讨论和影响力。
一是捷克政治腐败问题。捷摩共将政治腐败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复辟。该党认为捷克资本主义的复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了政治腐败泛滥。捷摩共讽刺捷克的私有化进程为一场“财产政变”，结果是国家财富流入到国内少数人和外国资本的手中。民粹主义政党则声称政治腐败问题是由于政治精英将所有的公共资源视为自己所有，重视保护自身利益而不是民众的财产利益所导致的。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ANO领导人巴比什谴责捷克的医疗保健系统“仍然由马雷克·斯奈德（Marek Šnajdr，来自公民民主党的前医疗保健部部长）领导的腐败集团控制” ，这给人民造成了不公平的医疗保健费用。捷克海盗党在其选举巴士的漫画上将捷克一些政客描绘成囚犯，支持进行反腐。在这一议题上，民粹主义政党将政治腐败具象化，描述出具体的敌人。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吸引那些对政治体系失望并对腐败问题感到愤怒的选民。
二是捷克经济衰退问题。捷摩共竭力将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评与对捷克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危机的抨击结合起来，用于解释目前捷克存在的经济问题。“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声称全球化自由市场能够确保社会的自由和民主。但事实却相反：当今世界没有变得更安全、更公平和更自由。” 因此，该党主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扩大国有化范围，进行有效的行政干预。民粹主义政党则认为经济问题是外国资本的掠夺所导致的。例如，巴比什曾公开批评外国公司在该国赚取超额利润，导致捷克民众陷入贫困中，主张应该把这些利润提供给养老金领取者，而不是给予获利的外国银行 。民粹主义政党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举措，如在能源、金融等外资占比较多的关键行业推行国有化，提高外资所占比重较大行业的税收。对于选民而言，相比捷摩共的政策主张，民粹主义政党的经济主张显得更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保护本国产业和提高就业机会等，因而更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
三是捷克与欧盟的关系。捷摩共并不持反对欧盟或欧洲一体化的立场，而是对所谓的“经济兼并”以及捷克对欧盟的单方面依赖表示反对。该党强调，捷克不应仅仅依赖欧盟，而是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以平等的地位参与欧洲合作和一体化的进程。民粹主义政党则认为“欧洲化”进程侵犯了捷克的国家主权，削弱了捷克的民族认同。在其宣传话语中，欧盟领导层通常被描绘成是危险的和极权主义的，且将自己视为欧洲的主人。例如，巴比什声称欧盟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扮演着类似欧洲主人的角色，主权国家的声音在欧盟内部实际上是消失的。当下，捷克民众对欧盟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与捷摩共相比，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主张展现出更浓厚的疑欧色彩。这在很多选民中引起了共鸣，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欧盟决策影响的人。
二、民粹主义对捷摩共竞选空间的冲击
政党组织的延续性取决于其在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以及其能否不断积累政治资本并保持和扩大影响力。捷摩共主要通过参加地方、中央和欧盟的议会选举来保持和扩大其影响力，以提高在选民中的存在感。然而，随着国内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捷摩共的竞选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一）选民基础：身份认同与阶级意识的较量
进入21世纪后，捷摩共开始呈现一定的复兴态势。这与当时捷克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在1997—1999年间，捷克经济停滞不前，GDP总量一直徘徊在650亿美元左右。主导社会转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失灵，社会上大量的失落者和不满者出现。自苏东剧变以来，由于其他政党拒绝与捷摩共组建执政联盟，因此不论捷摩共在议会中获得多少席位，都一直处于反对党的地位。然而，不参政反而成为捷摩共的一个亮点。选民没有将捷摩共与捷克政治中出现的混乱、腐败、治理无能等问题相挂钩。捷摩共也特别关注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反对党角色。因此，捷摩共成为了对其他执政党政策不满的选民们的替代性选择，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选民基础。
就此来看，捷克后转型时代造就了捷摩共的耀眼时刻，但也造成了捷摩共的现实逆境。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身份政治浪潮高涨，其突出表现是对立化的身份认同撕裂了主流社会。阶级认同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群体层面的价值观表达，如性别、族群、种族、特定性取向的人群等。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泛滥，政党格局碎片化更为显著。新兴政党迅速崛起，极左翼或极右翼政党力量快速此消彼长。在捷克，自独立以来形成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和公民民主党左右翼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在新兴政党中，Top09、ANO、捷克海盗党等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表现最为抢眼。
捷克新兴民粹主义政党的快速发展，挤压了捷摩共的竞选空间。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民众对既得利益群体的排斥情绪，声称带领民众共同反对政治精英，致力于实现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强化底层民众对它们的认同，通过选举动员和政治宣传有效引导群体心理取向。借此，民粹主义政党竭力吸引那些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当中的失落者及对现状不满者，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捷摩共的传统支持者。不仅如此，民粹主义政党一般没有连贯的意识形态主张。“在竞选过程中，它们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环保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策都可揽入囊中，唯一的取舍标准是它们是否有助于动员民众。” 再加上捷克社会民主党早已占领了大部分属于左翼政党的政治空间，政治光谱中允许捷摩共进行纲领性定位的空间已经狭隘化了。当民粹主义政党通过选举进入到执政联盟中时，捷摩共陷入难堪的被动处境，作为不满者选民替代性选择的策略俨然行不通了。当下，捷摩共遭遇了不同于过往时期的形势和挑战，选民基础受到更加明显的冲击。
（二）议会席位：高开低走与异军突起的对比
自21世纪以来，捷摩共的选举表现整体上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在2002年议会选举中，捷摩共一举赢得了18.5%的选票，占据了41个席位，与第二大党公民民主党的差距不到6个百分点。这次议会选举是捷摩共自苏东剧变以来获得席位最多的一次。在这次议会选举后，捷摩共领导人菲利普出任众议院副主席，意味着捷摩共的政治影响力得到了增强。此后，在2006年议会选举中，捷摩共获得了12.8%的选票。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捷摩共赢得了11.3%的选票。在2013议会选举中，捷摩共的支持率为14.9%。这几次选举中，除了在2010年选举中成为第四大党外，捷摩共通常是议会中的第三大党。在地方选举中，捷摩共同样也表现不俗。在2000年举行的捷克独立以来的首次地方选举中，捷摩共取得巨大的胜利，在675个席位赢得了161个席位，在乌斯季州名列第一，在其他州名列第二或第三。在2004年地方议会选举中，捷摩共支持率为19.7%。到2012年，捷摩共的支持率高达20.4%，在捷克政党排名第二。
然而，近十年来，捷摩共的支持率持续走低，选举表现有所退步。在2017年议会大选中，捷摩共仅获得7.8%的选票，在议会中排名第五。2021年10月，捷克举行独立后第十次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捷摩共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差的选举成绩，得票率仅为3.6%，排在第七位。捷摩共未能跨越取得议会席位要求得票率5%的门槛，自1948年上台执政以来首次没有在议会中获得席位。捷摩共糟糕的选举表现同样也反映在地方选举中。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捷摩共只赢得了10.6%的选票。在2020年地方选举中，捷摩共的支持率仅为4.8%，排名下降到第九位，为历史最低点。不仅如此，捷摩共在欧洲议会中的优势也不再明显。捷摩共的议席由2004年首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时的6个减少到2019年的1个，是该党参与欧洲议会选举以来的最低值。
与之相反，借助于新兴社交媒体，捷克民粹主义政党快速实现了政治动员和社会力量的整合，在选举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公共事务党获得了24个席位，是进入议会中第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在2013年议会选举中，ANO赢得了47个席位，仅次于捷克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这次大选后，ANO加入了由捷克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 —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组建的联合政府。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ANO又一举获得了78个席位，成为了议会中第一大党。其他民粹主义政党也表现不俗，捷克海盗党和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分别获得了22个席位，同时位居第三，而居第二位的公民民主党仅有25个席位。选举后，ANO组建了新一届政府，巴比什出任总理。在最近的2021年议会选举中，ANO仍是第一大党，赢得了72个席位，捷克海盗党与“市长和独立人士”组成联盟，占有37个席位，是议会中第三大党：自由与直接民主党紧随其后，拥有20个席位。
三、捷摩共的社会主义新探索
面对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和冲击，以及在理论创新、组织建设、政治判断等方面长期积累的问题，捷摩共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陷入了选举困境。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和冲击，捷摩共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选举政治方面的调整，以制定更具吸引力和可行性的政策方案，重塑自身以保持竞争力。
（一）理论层面：顺应时代脉搏，积极进行革新
理论创新关乎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时代则是政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契机和动力。纵观捷摩共百年的探索历史，其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在于该党能够顺应时代脉搏，把握关键节点，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进而引领社会进步；其整体出现颓势的关键原因也在于理论创新的方向偏差和能力下降。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身份政治激进化发展，成为建构各种亚文化群体的工具。捷摩共面对外部环境的转变与自身困境，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方面的变革。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时代化和本土化创新。苏东剧变后，捷摩共在多方压力下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也开始积极探索符合时代潮流和捷克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1999年发布的名为《新千年的前夕》的文件中，捷摩共提出“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基于开放式对话，接纳新理念和新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捷摩共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本土化。进入21世纪后，捷摩共不再强调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长期目标，而更加注重宣传实现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在2016年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捷摩共通过了新的党纲，并对现代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多元化的社会，一个基于公民自治的繁荣公正的社会；关注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环境；同时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和平。
其次，尝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汲取经验，探索制度替代路径。捷摩共高度赞赏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坚定承诺。该党的官方期刊《你好报》（Halo noviny）曾在2003年刊登如下内容："希望又重新来自于东方，然而这次来自更为遥远的地方。"捷摩共前主席菲利普在2021年发文称：“中国的发展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捷摩共对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予以赞赏”。不过捷摩共也明确知道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与捷克现实政治和文化背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即使他们当中对中国最积极的支持者，也未尝试将这种令人崇敬的‘中国模式’转变成政策性主张。”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进行理论创新的灵感来源。
最后，着力增强政策主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捷摩共在其官网上共发布了11个目标：1.反对哄抬物价，将日用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设为0%；2.保障民众的饮用水使用权利，提供免费的医疗、教育、城市公共交通；3.由国家银行投资建立福利性公寓，启动住房无息贷款；4.反对延长退休年龄，提倡每周工作四天，加快提高养老金的额度；5.停止私有化和私人投资；6.组建公有制企业，保障能源和粮食的自给自足；7.维护民众的言论自由，捷克电视台和广播的节目应由民众做主；8.实行累进税制，特别是对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9.实施真正的人人能负担得起的绿色能源政策，反对资本中介和股市投机者介入该领域；10.坚持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款；11.反对在捷克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主张捷克退出北约。总的来看，相比于以往的政策主张，捷摩共这11个目标更加具体化，以中下层选民基本需求为导向进行精心设计，以政策的针对性增强政策的实效性。
（二）实践层面：主动参政议政，拓展政党间合作
捷摩共的不参政一度让其置身捷克政坛丑闻之外，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不过这种支持的持久性取决于选举后组建的新政府能否解决选民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政策理念方面与之相近的捷克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正如捷摩共的一位干部在采访中所说：“人们看不到我们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由于看不到这种区别，对我们来说是威胁的，特别是在选举之后。” 另外，捷摩共自身也不想一直处在反对党的位置。一方面，对于政党而言，上台执政并贯彻自己的政策理念是其主要目标。另一方面，选民也不愿意长期支持一个没有机会执政的政党。不仅如此，随着ANO等民粹主义政党同样以标榜自己为体制外的力量作为选举优势后，捷摩共的不参政便不再是其亮点。因而，捷摩共不得不面对一种悖论：加入或支持一个联合政府，如果该政府未能实现对选民的承诺，那么将会面临选票流失的问题；如果长期作为一个反对党，那么将会遭遇信任危机，即作为一个政党是否有能力促进社会变革。
随着捷克政治形势的变化，捷摩共选择放弃作为一个反对党的角色，开始谋求与其他政党合作上台。该党在2017年议会选举结束后对ANO与捷克社会民主党联合组建的少数派政府表示支持，从而结束了长达28年的反对党身份。2018年，捷摩共党前主席菲利普出任捷克议会众议院第一副主席。实际上早在2014年市镇选举后，捷摩共与捷克社会民主党、ANO就签署了关于2014-2018年在赫布市组建执政联盟的协议，为三党日后在中央议会层面的合作做了铺垫。2018年巴比什出任捷克总理后，其执政的新政府施政纲领中囊括了捷摩共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要求。捷摩共则对巴比什政府的国家预算等议案表示了支持，同样认可将捷克类比为一个“公司”进行治理。然而，在巴比什政府3年多的执政期间，捷克的经济并未有较大起色。捷克GDP年均增长率从2018年的3.2%跌落至2020年的-5.8%，关于降低失业率、提高工资、增加福利补贴等承诺也未能实现。同时，由于立场的因素，捷摩共不能像之前那样批评执政党的具体措施。这导致在2021年7月初的民调结果中，捷摩共的支持率仅为5.5% 。在2021年竞选纲领中，捷摩共打出的口号是“重新开始和变好”，分别从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关注儿童健康与教育、征收富人税、恢复经济发展、保障民主与个人权利、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大力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然而，捷摩共却无法赢得选民甚至党内精英的足够认同。
捷摩共在选举政治方面的悖论引发了一系列有关该党发展方向的新问题。2021年选举结束后，菲利普辞去党主席一职，由欧洲议会议员凯特日娜·科内奇纳（Kateřina Konečná）接任。在换届大会上，菲利普称捷摩共选举失利的原因不能归咎于对巴比什政府的支持，更多的是因为党内派系斗争阻碍了党的政策执行。对于未来，菲利普称“虽然当下没有革命形势，但是我们党的目标应该是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一些左翼理念”。科内奇纳认为捷摩共惨败的主要原因是该党的政策主张与ANO过于接近而在选民中缺乏辨识度，提出要制定一份新的党纲，呼吁左翼政党进行合作。2021年10月30日，科内奇纳与捷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扬·哈马切克（Jan Hamáček）在接受采访时共同表示两党会在未来有深入的合作，特别是在明年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上。
目前尚不确定的是：捷摩共是要进行一种战略性的方向调整抑或只是一种策略性的政策调整？它是否意味着“现代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错误？如果是的话，新的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保守派希望捷摩共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群众型政党特色，但无法解决选民的身份危机感。而对于众多的改革者来说，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左翼政党，以身份标签为动员依据，或许能赢得少数群体的支持，但长期下去将会失去该党的特色。
四、结语
纵观历史，20世纪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问题决定的。因而左翼政治力量聚焦于工人、工会、社会福利政策和再分配政策等问题。相对而言，右翼政治力量则关注缩小政府规模和促进私营部门发展。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革，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群体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的身份——无论是民族、宗教、种族、性别还是其他——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因而21世纪的政治更多地是由身份问题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来定义的。身份政治不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而是已经成为解释全球正在发生的大部分事件的主要概念。当下，左翼不再偏重于创造广泛的经济平等，而是更多地关注如何促进各种边缘化群体的利益，如少数民族、移民、难民、妇女和LGBT人群。与此同时，右翼则将其主要任务重新定义为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身份的维护。这种身份通常与种族、民族或宗教密切相关。
在此背景下，虽然捷摩共存在诸多弊病，如政策理念乏善可陈、组织机构运行不良、党员流失和老龄化严重、选民基础支离破碎等。但这些弊病只是表象，捷摩共发展的深层次危机在于：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应该代表谁和如何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范式。在当前的政治发展中，身份政治有日益成为政党竞争的主导性策略的趋向。类似“我们是谁”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地被提出。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身份政治所引发的撕裂和极化现象也将会越来越突出，政治与社会生态正在发生全面变化，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必须积极进行理论和实践变革，以避免陷入发展困境，从而演化成一场长期系统性危机。从长远发展来看，只有立足于变化了的世界的改革才是出路。以捷摩共为例，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寻求议会道路时，既要减少固定选民的流失，也必须积极争取其他亚文化群体的支持和认可，在竞选空间中找到新的定位。不仅如此，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平衡党内不同派别的利益诉求，处理好传统与变革的关系，不断推陈出新，明确道路选择。总而言之，只要公平正义的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始终有自己的历史任务去完成。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