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1946-1950)——以《中国文摘》社论为中心的考察
傅辰晨
摘要：《中国文摘》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向海外发行的唯一英文刊物，有效突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成为我们党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载体。该刊社论紧扣解放战争的形势变化，阶段性建构起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能战善战、捍卫民族利益、维护国际正义等形象，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认同和支持。社论在内容建构、话语表达及战略定位等层面为我们党的国际形象塑造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文摘》社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正文：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党的形象和威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凸显了党的形象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际形象建设和对外传播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委派乔冠华、龚澎等人在香港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文摘》(以下简称《文摘》)，成为“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斗争的唯一刊物”。《文摘》于1946年12月底创刊，至1950年2月停刊，共发行81期，逐渐成为党突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阵地。随着《文摘》的系统整理与出版，学界相关研究持续深化，既有成果充分肯定了其在党和国家形象早期建构中的开创性价值。本文拟以《文摘》社论为核心文本，立足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语境，系统探究党在解放战争不同阶段国际形象塑造的策略调适与核心侧重，进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早期实践逻辑与话语建构智慧。
一、《文摘》社论塑造共产党形象的使命担当与独特价值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处在和平建国与内战再起的历史岔路口，蒋介石政府为维系独裁统治，构建起严密的舆论封锁体系。《文摘》的创办蕴含着鲜明的现实需求，特别是其社论，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应对舆论困境、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塑造国际形象的实践载体。
从实践使命来看，《文摘》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垄断，澄清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认知偏差。当时，国民党通过收买海外媒体、操控信息发布等手段，大肆开展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倾向性舆论宣传。1945年，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政府与中共的会谈能够顺利进行是由于国民党“宽大容忍的一贯方针”；1946年，《中央日报(重庆)》发表社论，肆意污蔑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群众对立；1947年，《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妄言国民党军队在“战略服从政略的大原则下，军事上采取消极自卫的方针”。在此背景下，我们党亟需创办一份具有国际传播力的海外刊物打破信息封锁，向国际社会澄清真相、重塑形象。其次，这是争取国际支持、构建反独裁统一战线的战略诉求。解放战争不仅是国共两党军事斗争的体现，更是“二战”后国际秩序重组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关键环节。当时，美国为维护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并遏制共产主义，支持国民党政府；苏联在解放战争初期对我们党的支持既谨慎又存在策略性摇摆；广大海外华侨与国际进步力量缺乏可靠渠道深入了解党的政策主张与解放区的真实状况。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因此，《文摘》便成为我们党在国际场域传递声音、争取认同、团结进步力量的重要媒介。最后，这也是展现解放区治理成就、构建政党国际认同的必然选择。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国际认同为基础，但政党的实践绩效并不等同于国际认同，其形成依赖于实践效能的有效呈现与价值传递。我们党亟需突破话语封锁，将解放区的实践转化为国际社会可理解的合法性叙事，既证明自身作为“民族解放领导者”的历史担当，又凸显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本质属性，为政党合法性筑牢基础。基于此，打通外宣渠道，搭建向国际社会展示解放区实际情况的平台，就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在这一外宣平台的构建中，《文摘》社论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文摘》的常设栏目，社论贯穿刊物始终，其中共73期《文摘》刊发了社论，成为稳定传递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阐释中国革命逻辑的窗口，在党的国际形象塑造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首先是传播渠道的唯一性。作为当时唯一面向海外的英文报刊，自出刊以来“成为当时唯一能迅速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全面实际情况的英文媒体，受到五洲四海的读者青睐”。《文摘》社论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主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其次是传播内容的权威性。社论深度分析重大时政问题，兼具政策阐释与舆论引导的双重功能，是考察政党形象塑造策略的关键文本。《文摘》社论大多出自龚澎之手。龚澎曾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深耕外事工作多年，对党的政策主张与延安精神内核有着深刻见解，能精准把握国际社会的认知习惯与话语逻辑，将中国革命实践与国际形势进行深度融合。因此，《文摘》社论在阐释党的立场、剖析重大政治议题时能有效规避话语隔阂，切实增强权威性与说服力，彰显出其对于塑造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独特意义。
二、《文摘》社论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阶段性塑造
在对外传播的叙事场域中，塑造符合政党价值定位、契合革命实践需求，同时能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正义性关切的“应然”国际形象是《文摘》社论的重要任务。这一“应然”形象的本质是将党的性质、宗旨与使命，同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需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愿望和国际社会的期待相结合。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外宣传的重要媒介，《文摘》社论紧扣战局演进、国内外政治形势及国际关切，在战争不同阶段刻画了适配实践需求、回应国际疑虑的政党形象。根据解放战争“争取和平建国、战略防御、战略反攻、战略决战”四个阶段划分，《文摘》社论对党形象塑造的不同侧重点基本契合战争的阶段性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文摘》创刊于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的社论不仅借延安保卫战等典型战役彰显党的战略智慧，更向国际社会澄清内战真相，塑造了党作为和平民主推动者的形象。《文摘》于1950年2月停刊，彼时新中国已经成立，社论的叙事重心转向党在外交开拓、国际正义维护等方面的实践探索。至此，《文摘》完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对外宣传使命，社论栏目也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初步塑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战略防御阶段：和平民主追求者
在建刊初期(1946年12月至1947年3月)着力塑造和平民主推动者形象。《文摘》创刊时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撕毁双方已达成的停战协定，中国社会往何处去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局势的核心关切。这一阶段，《文摘》社论以澄清内战真相、传递中国共产党和平诚意为核心，通过对比叙事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和平追求者和捍卫者的形象。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议，并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社论明确指出，“自该日起，任何旨在改变军事局势的行动都是违反协议的行为”，从而突出协定是经双方认可、符合程序正义的政治共识，应具有公信力和约束力。以此为前提，社论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和平所持的合理条件与诚意。1946年底至1947年初，社论数次呼吁国民党遵守停战协议，强调唯一的和谈条件是“恢复1946年1月13日的部队部署以及废除伪造的宪法”。如果国民党遵守协议恢复1月13日停火令生效时的局势并组建真正的联合政府，共产党愿意从齐齐哈尔、哈尔滨和青岛等战略要地撤军。社论极力向国际社会阐明，和平的关键在于国民党是否履行政治协议。为进一步突出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的诚意，社论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协议的行动，如向满洲派遣工作小组，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发动攻势，拒绝恢复1.13军事状态等，明确内战扩大的责任在国民党，阐明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是和平基础被破坏后的反攻，本质是对和平秩序的维护。同时，社论从经济层面剖析国统区经济崩溃的根源，指出是国民党为维持内战大幅增加军费从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迫使国民党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社论通过事实戳穿了国民党的和谈不过是战术欺骗，目的是“以战促独裁”而非“以和求民主”，从而犀利地提出一个生存逻辑依附于持续军事行动之上的政权，是与和平完全对立的。社论还援引第三方的观点：“中国左翼人士普遍认为，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目的是保护在民众协助下取得的改革成果”，对比国共两党作战目的的差异，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追求者的形象。
在延安保卫战后(1947年3月至1947年7月)着力塑造能战善战的形象。至1947年3月，全面内战打响近9个月，国民党凭借兵力及装备优势发起全面进攻，但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机动防御从而陷入僵局。国民党于1947年3月调整战略，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当时，《文摘》社论聚焦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胜利与群众基础，逐步向国际社会塑造出共产党有勇有谋、能战善战的形象。共产党为保存有生力量、避敌精锐，主动撤离延安，却被国民党大肆宣扬为取得了“攻克延安、消灭共党”的胜利。对此，社论驳斥道，所谓国民党攻入延安实乃“共产党进行了精心策划的撤退”，国民党占领的只是“空无一人的城镇”，无法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主力，从而有力反驳了国民党将攻占延安视为“内战转折点”的谎言。1947年4月25日，社论从军事和政治两个维度分析了当时的内战局势，提出“中国内战战场上将出现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即进攻主动权将从国民党手中转移到共产党手中”。国民党因占领延安陷入战略两难，不论是分散兵力还是固守空城都意味着战略主动权的丧失，彰显出共产党“以空间换时间”的斗争智慧。我们党的斗争智慧也体现在社会动员层面。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文摘》社论以对比叙事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及国民党失道寡助的困境。社论指出粤、桂、滇、黔等多地爆发农民运动，迫使国民党抽调大量兵力来“平息叛乱”，直观印证了国民党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共产党“由于有效的农业改革，得以从民众中大量招募新兵”，为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撑。《文摘》社论多次报道国民党镇压学生、工人和农民运动，特别是在镇压学生运动后，国民党下令停刊《新民晚报》封锁舆论，进一步暴露出国民党的不得民心，国民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在自己国家境内被流放的政府”。
(二)战略反攻阶段：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捍卫者
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标志着解放战争正式转入战略反攻阶段。随着战局发展，国民党在军事、政治及经济等方面陷入全面危机。为争取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利益与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暴露其统治的脆弱性与依附性。《文摘》社论从多个维度逐步揭示美国“调停”“援助”的真实意图，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利益与国家主权坚定捍卫者的形象。
美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于1947年派遣魏德迈使团来华进行所谓的“局势评估”，实则为评估是否继续援助国民党政权。《文摘》社论在1947年7月至9月间刊发系列报道揭露魏德迈使团访华的实质。社论援引新华社声明指出，魏德迈访华意味着美国彻底放弃“中立”伪装，公开支持蒋介石政权以延续其在华影响力。社论批评国民党将美方视为“最终裁决者与救星”，是丧失民族立场与自尊的行为。社论揭露国民党为换取美国支持不惜引入外敌对付本国人民，严重损害国家主权。然而，国民党政权“腐败、效率低下且不得民心”，任何援助都如同投入无底洞。同时，国民党为获取外汇迎合外国资本，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转用于军事及私人敛财，进一步显示出其统治的腐败与掠夺性。1947年8月24日，魏德迈在离华声明中指出，国民政府必须清除腐败无能官员并推行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方能重获民众信任。社论援引美方这一表态，强调了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的失信、经济上的崩溃与军事上的溃败，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没有其他任何支持力量的政府，其唯一的支持来自美国政府以及极少数那些纯粹为腐败政府服务的官僚资本集团。当前的执政集团正是中国所能拥有的最令人痛苦、最毫无用处的政府的代表”。除对魏德迈使团的系列报道外，《文摘》着力揭露美国“调停”政策的实质。1947年7月，“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成员布利特来华主张由美国主导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防止苏联控制中国”。社论将其与日本1927年的《田中奏折》直接类比，暗示美国对华政策与日本侵略行为具有同质性。社论援引美国智库“外交政策协会”的报告，以第三方观点揭露美国的战略考量，即在华盛顿视角下，中国并非一个统一的主权实体，而是“由具有不同军事重要性的基地和区域组成的复合体”，美国的目的是控制中国海岸线，将其作为保护日本和维护美国太平洋利益的战略纵深，彻底否定了国民党政权所获“援助”的正当性。1948年7月3日，国民党政权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双边协定》，社论提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政府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出让如此多的特权和权利，“将中国全部的主权置于美国的掌控之下”，国民党政权的亲美政策本质上是对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伤害。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及其背后外部势力的抵抗，是对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坚决捍卫。同时，社论严厉批判国民党政权在外交上的软弱性与依附性，指出其一系列政策损害了国家主权与长远利益。例如，1948年国民党向美国开放长江内河航行权，被社论斥为“治外法权”的复活，恐引发列强效仿。同时，社论批评南京政府在美国压力下放弃对日索赔、默许日本工业水平恢复至战前(1930—1934年)水平，甚至考虑与日本“友好”，实为纵容日本重新武装，进一步揭露国民党政权在对外政策上的依附性与软弱性。
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社论通过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及其对美国的依附。国民党的失败不仅是军事失误，而且是丧失民心、背离民族利益的必然结果，美国的干预也无法逆转这一历史潮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坚持民族独立，有效塑造了主权捍卫者形象。同时，系列社论虽未直接描述解放区的情况，却通过对比国统区的混乱与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积极修复黄河堤坝等事实，间接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更有组织效率和责任感的政党形象。
(三)战略决战阶段：治理引领者
在战场的压倒性胜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即将从革命党转型成执政党。在此关键阶段，《文摘》社论着力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捍卫和平、引领治理的形象，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的质疑，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提供舆论支撑。
《文摘》社论以具体事例为基础，不仅展现了党在军事斗争中的胜利成果，更凸显了党的国家治理与建设的能力。近代以来，中国的主要城市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有效治理城市持怀疑态度。以接管上海为例，社论并未回避《时代》周刊所谓帝国主义建造了上海、中国人无法掌控的质疑，而是将其直接引出，随后通过援引上海解放12天后美联社的实地报道，展现了公共设施运转正常、华北煤炭供应缓解燃料短缺困境、工业生产迅速恢复的景象，有效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可以在斗争中积累治理能力，得益于对干部培训的重视。在28年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各领域培育了大量干部并始终对干部学校给予充分关注与积极投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下，仅少数特权阶层能够接受教育与培训。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具备国民党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即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这种优势体现为来自各阶层人民的全力支持与协作，“广大工人、职员及技术人员坚守岗位，妥善保管文件资料，并竭尽全力协助人民政府克服所面临的每一项困难”。同时，中国共产党能“凭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毫不犹豫地纠正自身所犯的一切错误”，进而保证了执政策略的科学性。
在农村，土地改革回应了农民最根本的诉求，成为党凝聚民心的核心举措。在解放区，党“废除封建制度，帮助一亿农民获得土地”，并计划在新解放区推广。社论指出，土地改革所激发的群众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力量，数百万农民自愿加入解放军保卫土地，成为三年击败国民党与美援的关键。正因如此，这个历经革命淬炼、具有治理经验且深受人民爱戴的政党得以顺利从农村走向城市，引领4.5亿中国人民着手建设属于自己的国家。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正义维护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登上国际舞台，而世界范围内仍有大量国家和地区遭受着殖民压迫和战争苦难，此时的《文摘》社论积极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国际正义维护者的形象。
一方面，社论通过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对比，凸显中国共产党维护主权完整、推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重构的立场。社论将新中国成立提升为“继十月革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现代史上最大事件”，强调其具有“削弱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阵营，加强苏联领导的和平民主阵营”的战略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迅速与苏联、保加利亚等国建交，在国际事务上自主发声。另一方面，社论及时跟进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国际会议扩大和平力量的实践。如中国共产党参加了1949年11月的亚洲及大洋洲工会大会、12月的亚洲妇女大会，主动以中国革命经验为被压迫民族提供参照。社论特别指出，早在与多数国家建交前，中国代表团就已参与布达佩斯世界青年与学生节等活动，以此表明中国坚定站在和平阵营、推动国际正义的立场。社论多次强调中国革命对全球民族解放的鼓舞作用，上海解放“削弱远东帝国主义统治，……标志人民力量在人类解放进程的进步”；广州解放“使侵略性帝国主义阵营陷入混乱，……鼓舞了世界民主阵营与殖民地人民”；亚洲妇女大会则以中国“从封建压迫中崛起”的实践，证明“美元与现代化武器无法战胜追求自由的人民”，为东南亚妇女解放提供信心。社论通过将中国共产党实践与全球正义事业深度联结，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球被压迫民族的盟友，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际正义的形象。
三、《文摘》社论塑造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成效与经验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动布局的对外宣传媒介，《文摘》突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发行范围覆盖美国、南洋、欧洲等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认同的有效载体。《文摘》社论以契合跨文化语境需求的叙事方式，展现了我们党坚守和平民主、捍卫民族主权的实践，对党的政策逻辑与革命初心的解读兼具权威性与感染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本杂志在那个时期的确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一个重要纽带”。
一是在内容建构层面，通过对比叙事与人民主体性表达构筑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国际认同。《文摘》社论通过议题设置与深度阐释，系统揭露国民党政权的独裁本质，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提供了对比参照。在有关魏德迈使团访华的评论中，社论直指国民党政权为维系一党独裁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换取外部支持，尽显其脱离民众、依附帝国主义的特质。与之相对，社论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立场，从而凸显出两党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这种对比叙事使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突破国内政治博弈的范畴，上升至民族自决与主权独立的道义高度，进而赢得全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及西方进步力量的广泛同情与价值认同。同时，《文摘》社论始终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置于同一话语框架中，通过描绘解放区土地改革、民主政权建设等实践成果，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于对民众诉求的回应而非外部援助。我们党以土地改革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愿景，以民主制度赋予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从而拥有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感召力。社论塑造出与国民党“专制、腐败、卖国”截然对立的“进步、民主、爱国”的政党形象，彰显出我们党的合法性有着深厚的人民基础，为党赢得了国际舆论支持与道义支撑。
二是在话语表达层面，通过具象化叙事提升话语跨文化传播效能。话语作为承载特定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不仅是社会实体与关系的“描述工具”，还具有“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的功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成果，如何将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转化为国际社会可理解、可认同的跨文化话语，成为当时突破意识形态壁垒、争取国际认同的关键命题。《文摘》社论的阐释，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宣传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针对英语语境读者对一些经典马克思主义概念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认知隔阂，《文摘》社论将概念背后的价值具象化，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与政策实践融入具体诸如土地改革、妇女解放运动等社会议题的阐释中。这种叙事方式使中国共产党的价值主张摆脱了抽象理论的桎梏，转化为兼具实践温度与人文关怀的话语符号，降低了跨文化传播的认知门槛，提升了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三是在战略定位层面，将中国革命嵌入全球反帝反殖民进程，争取广泛国际同盟与价值共鸣。《文摘》社论传递的价值理念，既符合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也顺应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社论将中国革命置于二战后全球追求民族独立与和平民主的叙事框架之中，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削弱帝国主义阵营、壮大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意义，并为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重要参考价值，使中国革命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解放的典范，从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纳入全球视野中。如此定位不仅强化了中国与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同盟关系，也契合了亚非拉地区对民族独立的迫切诉求，通过传递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价值理念凝聚国际认同，为新中国推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奠定了舆论基础。《文摘》社论将解放战争诠释为人民主导的正义革命，是重塑世界格局的新生力量，其中蕴含的民族独立、和平民主等核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续中国对外叙事提供了具有延续性的话语内核，也显示出其在党和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形成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四、《文摘》社论形象塑造实践的当代启示
《文摘》社论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国际传播实践，在对外宣传举步维艰的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并为当下的国际形象塑造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是依托主流媒体，锚定人类共同价值提升话语公信力。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既是价值传播的基石，更是破解发声主体合法性与信任建构难题的双重密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为依托主流媒体推进政党国际形象建设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在国际传播场域中，主流媒体不仅是权威信息的发布终端，而且肩负着将政党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认同的传播内容、搭建价值传递桥梁的重要使命。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舆论封锁、资源匮乏的艰难处境中创办《文摘》，正是依托主流媒体构建权威信源、承载价值传播的实践。《文摘》社论以真实客观的内容打破国际信息垄断与认知偏见，将我们党追求民族独立、和平民主的主张嵌入“二战”后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共同诉求中，为党争得了国际进步力量的认可与同情。这一历史经验对当前共产党形象塑造仍有启示意义。当前，全球舆论竞争日趋激烈，西方话语凭借先发优势与传播霸权，刻意曲解和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成就。同时，党的外宣工作面临着跨文化语境下的话语隔阂与认知折扣问题，相关价值理念和思想理论的阐释面临着不同文化背景导致的认知壁垒，部分国际受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知存在偏差，难以形成深层次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坚实的价值支点。作为文明对话的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当代全球治理困境，超越了意识形态与制度差异，回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因其跨文明的通约性成为连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与人类共同福祉的重要话语桥梁，为党的国际认同提供了坚实基础。只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将党的治国理政实践、全球治理方案与共同价值理念深度融合，才能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与认知偏见，构建起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国际传播叙事。
二是设置传播议程，贴近受众认知增强叙事感染力。在跨文化传播场域中，设置契合不同受众认知习惯与需求的国际传播议程，是把握传播核心、破解“传播什么、如何主导叙事”，实现从被动发声到主动引领的关键。西方媒体长期垄断国际议题的定义权与阐释权，将中国式现代化、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议题嵌入“中国威胁论”“制度竞争论”等叙事框架，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这印证了“拟态环境”效应，即“人们总是把自己所认为的事情视作事实本身”。可见，在国际传播领域，对一个国家和政党的认知并非仅源于客观存在，同时受到话语生产和传播塑造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通过海外宣传建构的共产党“反民主、好战”的形象，《文摘》社论主动设置议程、主导话语叙事，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民党垄断下的负面拟态环境，实现了共产党从被定义到自主定义的转变，塑造了我们党担当正义的国际形象，也为新时代国际形象塑造的议程设置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当前国际舆论中，议程设置仍有提升空间。一方面，结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演进，可以研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核心关切，主动设置契合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需要的议题，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价值内核等转化为具象化议题；另一方面，立足国际社会合理关切，能够规避西方预设的对抗性议程，以客观事实为支撑、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联结纽带，在主导话语叙事的过程中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针对西方舆论一系列错误论调，可借用详实的统计数据佐证中国和平发展实践，以“一带一路”民生合作的案例诠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借基层治理的鲜活故事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而以可感知的实践成果消除误解、塑造形象。
三是拓展传播渠道，构建多元矩阵扩大国际传播覆盖面。畅通高效的外宣渠道，是实现“如何传至受众”目标、确保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话语落地与价值理念传递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创办《文摘》这一主动搭建海外渠道的开创性探索，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外宣渠道的拓展提供了历史镜鉴。当前，媒体技术迅猛发展，为实现层级化分类、差异化定位与协同化联动，构建覆盖不同受众圈层、适配不同传播场景的多元渠道矩阵提供条件。
一方面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构建多渠道、立体化国际传播矩阵，在重大议题上抢占传播先机，发挥权威渠道的议程设置功能，扩大主流媒体覆盖面，加强主流媒体引领力。可以引导支持高校智库、社会组织、跨国企业等主体参与国际传播，通过学术交流、文化合作、商业往来等渠道，传递更具亲和力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进一步拓展传播覆盖面。可以充分利用海外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将党的理念主张转化为短视频、互动式图文等产品，实现信息传播的即时化、可视化、互动化。另一方面可借助新媒体技术实现精准化传播，运用大数据用户画像技术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的信息偏好、阅读习惯，针对不同平台传播特性定制适配内容，让主流媒体传递的权威信息精准触达目标受众，使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在权威信源支撑与技术赋能下，更具说服力、感染力与影响力。
（原文刊于《理论学刊》2026年第2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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