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视域中“文化”概念的内涵演绎与展开逻辑
马明冲
摘要：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文化”虽未获得教科书式的明确定义，但其概念内涵却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经历了深刻的演绎与逻辑展开。以概念史为视角，通过对关键文本的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对“文化”的理解遵循着一条内在的“批判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递升路径。在思想转向和唯物史观创立前期，马克思通过对异化文化与唯心史观的批判，剥离了文化的思辨外壳；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时期，马克思将文化置于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革命与社会结构分析中，确立了理解文化的唯物论基础与人的解放的价值指向；在晚年人类学研究时期，马克思通过文化人类学研究，在“文化逻辑”下拓展了对文明多样性与人类发展道路的思考。这一“术语革命”过程，不仅展现了马克思“文化”概念从批判继承到创新性生成的多维度内涵，而且建构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范式，为在唯物史观叙事中把握文化的社会位置、形态、功能及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提供了坚实框架。
关键词：马克思；文化；概念史；术语革命
正文：
在马克思以前，哲学家考察“文化”主要遵循两条线索：“一是立足唯心理性主义审视文化概念……二是超越自然的人性倾向研究文化范畴”。马克思视域中的“文化”概念及其思想的形成，内生于近代西方哲学自身的展开逻辑，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到《人类学笔记》，马克思“文化”概念内涵的拓展不仅渗透着对19世纪文化精神的自觉反思，也具有完整的内在逻辑关联。应当明确：马克思在摒弃超越自然和实践的“文化孤岛”思维的基础上，从辩证逻辑而非形式逻辑的方法维度研究“文化”概念，以马克思不同时期的经典文本为依托，梳理其“文化”概念的内涵演绎轨迹，即实现了从批判逻辑到实践逻辑再到文化逻辑的递升。这一轨迹经历了从早期以“批判逻辑”扬弃异化文化与唯心史观，到中期以“实践逻辑”为核心奠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再到晚年以“文化逻辑”拓展人类学视野和文明多样性思考的思辨转换与方法论进阶。
一、批判逻辑：对文化的异化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评述
马克思视域中“文化”概念建构的第一步是对异化文化的扬弃和超越，这一点集中表现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中文化异化逻辑的深入批判，以及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系统评述之中。
（一）文化异化批判及其概念的文本呈现
《手稿》作为马克思最接近思辨哲学表达方式的一部著作，“既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导言’，又是它的一个‘缩影’”。在创建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之前，马克思较少使用“文化”概念，且未将其当成一个中心概念使用。纵观整篇《手稿》，马克思仅在3处使用了“文化”一词：其一，在论述动产的历史作用时，马克思指出其宣称给人间带来了政治自由，“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洁的道德、令人愉悦的文化教养”，推动人们以文明的需要替代低俗的需要，并为此提供了实现的途径；其二，在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时，马克思认为那种非自然简单状态的倒退，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并不能实现人对私有财产的真正占有；其三，在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这种关系直接反映出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可作为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的尺度。整体来看，马克思在这些段落中将“文化”嵌入对政治经济学、私有财产及人类发展状态等的批判性分析之中。从文本统计来看，马克思在《手稿》中曾10余次使用“文明”一词，且未对“文化”和“文明”进行严格区分，二者主要被关联于对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状态的批判性描述，本身尚未成为独立的理论范畴。
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未十分明确、具体地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但他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并从社会历史深处即特定的历史关系中深化和拓展了对宗教异化的批判，而这一批判本身已然隐含着文化异化的批判逻辑。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异化劳动”现象、人与自身类本质相异化的深刻分析，蕴含着物化自然必然对应着物化的人这一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对宗教异化的批判正是劳动异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正是尘世的异化决定并孕育了宗教的异化，“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是对其他批判即包含着关于对文化异化的批判和主体文化建设的深层次反思。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社会主义通过对私有制的根本性超越，彻底扬弃所有异化形式，使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归到人本真的、社会性的存在状态。在此，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可理解为一种双重溯源：一方面，它沿着从宗教到政治国家、再到市民社会的路径推进，实现了从哲学、法哲学到经济学的批判转向；另一方面，它贯穿于由宗教异化批判到文化异化批判再到人的解放和复归这一线索，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了彻底的理论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宗教批判构成了文化异化批判的诱发契机，马克思以对旧哲学思想的批判与摒弃为思想变革的起点，从“实践”出发，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及其展开为基本框架，最终指向人的“自由”这一根本归宿。
（二）对“文化史”叙事的唯心主义本质的揭示
随着批判的深入，马克思将矛头指向了当时历史编纂学中的“文化史观”。在1857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两次提及“文化史”这一概念，他首先指出，鲁滨逊式的故事并不像某些文化史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代表着“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随后他又强调，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常被割裂，尤其是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此时，“文化史”概念的再次出现和使用均延承了《手稿》内在逻辑，从批判意义上即文化史作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述层面将其视为一种贬义的概念。由上述文本研究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史的批判并不等于对唯心史观的批判，文化史本身也并不等于唯心史观”。马克思谨慎使用“文化”概念，并非忽视了文化问题，而是意欲从批判层面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即马克思通过“批判”逻辑对文化的异化、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实现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叙事模式——文化史观的警惕和对整个旧哲学局限的突破。马克思对这种叙述模式的警惕和批判，并非忽视文化现象，而是旨在破除历史研究中的神秘主义和思辨倾向。他通过对“文化史情结”的批判，意图超越将精神文化视为历史决定性因素的错误观点，推动历史研究从“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转向“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这一批判逻辑构成了马克思建构科学历史观、科学理解文化地位的必要环节。
（三）批判逻辑下文化本质的初步把握
马克思虽然没有具体阐释和使用“文化”概念，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把握文化产生的根源，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其批判实践已蕴含了对文化本质的唯物主义洞察的萌芽。一方面，马克思从本体论层面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提出“人化的自然”“人类学的自然界”“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等概念，并将自然视作“人的无机的身体”。在他看来，经过人类实践改造的自然界即被打上人类活动印记的那部分自然，被称为“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这实质上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人不仅通过实践创造了文化，也使自身成为文化的存在，即‘人化’的‘化人’。人正是在文化的浸润中才成为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统一体，才真正从动物界脱离出来，成为主体”。这也确立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另一方面，马克思秉持一种“过程—结果”相统一的思维方式，将人的创造性活动理解为“人能动的类生活”，即一种充满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是区别于自然存在的一种文化表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文化不仅生成于人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同时也以被转化的自然物形态呈现出来。正如他所指出的，从理论层面看，诸如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自然物，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也能成为艺术创作的对象，共同构成了人类意识的内在组成部分，成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这初步揭示了文化兼具“过程”（实践）与“结果”（对象化产物）的二重性，其根源深植于人与自然互动的实践关系之中。马克思的批判逻辑瓦解了异化文化和唯心史观的神秘性，为下一阶段以“实践”为核心的文化哲学建构铺平了道路。至此，马克思已经将文化批判的焦点转向“现实的人”的生存实践，并初步建构起实践唯物主义的文本框架。
二、实践逻辑：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文化哲学的建构
在完成对旧哲学和唯心史观的批判性清理后，马克思的理论建构进入了以“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相应地，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向。马克思对文化概念的阐释是建立在对哲学革命性变革，即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理论形态转换基础上的，是以实践论的哲学思维方式为基础的概念建构。
（一）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为文化定位奠定方法论基石
马克思文化观的根本变革，首先源于其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这集中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在《提纲》中，马克思指明了“实践论”的价值和“实践论的基本问题”，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非实践论本质，突出了马克思的实践人学观，他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转向意味着，对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解，必须从“感性的人的活动”、从“实践”出发。《形态》在《提纲》的基础上进行逻辑展开，并进一步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根本任务在于推动现存世界的革命性变革，以实际行动反对并改变现实。从逻辑递进的关系来看，《形态》实现了由“较为抽象的实践论”向“较为具体的实践论”的过渡。《形态》从“人的实践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的实践中生产实践与其他实践形式的关系”“社会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三个层面对《提纲》进行了逻辑“展开”，从物质实践出发指出“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原理，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由此指导人类创造世界的活动。对于马克思而言，受文化史语境的影响，文化或文明是在物质实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一个总体性概念，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以实践逻辑为理论硬核的合逻辑展开是马克思阐释“文化”意涵的方法论前提。此时，马克思通过确立以实践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他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仅从客体或直观形式把握对象、现实与感性的局限，克服了唯心主义忽视“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缺陷，打破了二者之间的抽象对立格局，从而真正彰显了“‘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结果。因此，以实践逻辑为基础，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而非从实践活动的结果，即“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层面理解文化，是研究和阐释马克思文化概念诠释内容的重要基点。至此，在思想史方面，马克思经过对文化异化的批判，从抽象的人上升到具体的人，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解决了历史中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剔除了其中可能蕴含的神秘的或思辨的色彩，完成了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阐释，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马克思通过对实践逻辑的建构，从根本上纠正了以文化史观取代唯物史观、将“精神文化看成是历史决定性因素”的错误观点，进而彰显了人的生产实践行为的历史作用，为文化的唯物论定位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结构分析中的文化定位与多维阐释
在确立了实践的根本地位后，马克思在其社会形态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多维度的具体阐释，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马克思在对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关注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哲学观。一方面，就文化哲学思想内在逻辑的一贯性而言，这种鲜明特色主要表现为紧紧围绕人、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实现这一基本主题而展开。文化哲学的“实践”本体指向一种全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旨归。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系统性批判，不仅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与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更力图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对劳动需要本身并不构成对人的自由限制的“真正解放和自由”的王国。另一方面，就文化哲学的核心而言，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将文化同人的主体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了文化价值上的核心指向即人作为主体的解放与自由，由此可见，“主体文化是一种呈现和张扬人的自由精神的文化”。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批判了“像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在《反杜林论》中详细论述了“希腊文化”，进而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得出结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
第二，马克思使用了“精神生产”“精神生活”“意识的生产”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指代文化的意涵。文化哲学的“实践”本体，表现为在辩证的动态过程和社会形态意义上指代“文化”的深层意蕴。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精神生产”（或“精神的生产”“关于意识的生产”）这一概念，并深入揭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独立形态，而是直接交织在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中；人们的想象、思维以及精神层面的交往，在这一时期也直接源于其物质实践；进一步来说，“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用“高度文明的人”指代主体文化精神发展的价值指向，他指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精神活动”这一概念，明确解释了社会结构的三个基本层次、两大基本过程和四个基本要素，“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此可见，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创造，而是涵盖“人的精神、人的制度和人的自然存在的全部创造”。
（三）实践逻辑下文化概念的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马克思虽然没有对文化做出教科书式的解释，但他关于社会精神生产、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关系、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各意识形态之历史发展法则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社会精神生活内在规律等的论述，足以让人们寻绎其中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逻辑。简要地说，马克思在其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哲学思维方式，即以“实践”逻辑为核心范畴展开，从狭义上建构了对文化的形而上意义及思维方式的研究，从广义上促使哲学转向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及其所在的世界。马克思诠释社会文化发展的唯物史观理念，其对文化现象、现实生活史的叙事过程及观念史的阐释，又体现出对历史法则的某种思想逻辑演绎，展现了其文化思想中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表里互彰。
在实践逻辑主导的阶段，马克思的“文化”概念呈现出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实践根源性。文化生成于并反作用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第二，社会结构性。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或广义的社会生活过程，位于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第三，历史具体性。文化的性质和内容随生产方式和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第四，价值指向性。文化的进步与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至此，马克思通过对实践逻辑的阐发，成功地将文化概念纳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框架，实现了文化哲学思想的一次重大建构，既超越了早期单纯的批判，也为晚年更具经验广度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理论硬核。
三、文化逻辑：多线论延展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马克思以“实践”逻辑为基础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思想史上的变革。马克思在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进行了批判考察，形成了双重逻辑：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而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支配性主导，以统摄生产逻辑的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理论架构，对资本作了有关生产要素和社会经济关系双重意义的分析，对资本逻辑进行了系统而缜密的科学探讨和理论说明，将资本逻辑看作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的经济、技术法则。
（一）完善唯物史观与寻求文明比较的视野
马克思晚年搁置《资本论》的写作，转而深入研读文化人类学著作，其根本动机在于从更广阔的历史与文明视野中，进一步完善和验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在位于荷兰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中，发现了马克思遗存的大量人类学手稿，并于1972年编译整理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即《人类学笔记》）。该笔记汇集了马克思晚年撰写的五册札记，分别涉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和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这一发现也引发了一个重要的讨论：为何马克思在晚年会搁置《资本论》的写作，转而深入研读一系列文化人类学著作？国内外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有晚年回归早年人本主义之观点，有超越唯物史观走向“多元决定论”观点，有将人类学研究看作唯物史观运用和深化的逻辑展开之观点，有晚年社会史观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观点等。马克思究竟为何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文化人类学研究？英国学者莫里斯·布洛克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是借助人类学的材料证明“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各种本质不同的社会关系”，进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制度仅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社会关系本身为什么是它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组织、控制现存的物质条件的手段的产物；而社会制度本身又为什么是历史的产物，是某一特殊发展阶段的产物”；二是希望通过人类学获取不同于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立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其他制度例证。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探索“研究了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由抽象转向具体，从特殊转向普遍，从西方而东方而全人类，真正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这标志着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批判，转向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全程及其多样形态的宏观比较，旨在使唯物史观获得更为坚实的历史实证基础与更普遍的解释力。
（二）从“社会的人”到“文化的人”
通过对原始社会和异文化的研究，马克思凸显了从“文化”整体理解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新维度，即“文化的人”的视角。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以摘要与批注的形式，记录了其阅读的大量文化人类学著作。正如布洛克所指出的，这为马克思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证据或制度例证，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早期著作中对文化史的批判，到文化内涵的建构，再到《人类学笔记》对国家与文明起源的探索。马克思正是通过文化人类学研究凸显逻辑、实证与比较互相补充的方法，进一步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因此，关注人及人的解放与发展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价值归旨问题。以此为线索，纵观马克思从早期的《手稿》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批判逻辑→实践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文化逻辑”。与此相应，在关于人的发展的历史线索上，这一过程也表现为从“异化的人”到“社会的人”，再到“文化的人”的逐步转变。由此，在晚年人类学研究之前，马克思主要是在生产范式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框架下研究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核心命题。而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原始文化和异文化的研究，揭示比西方社会经验更加普遍的文化结构，是文化人类学的目标之一。此外，他更试图从“文化的人”的角度理解人的活动。从这一视角来看，“文化”再次被纳入晚年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在“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意义上，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由此可见，以“文化逻辑”为核心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就被清晰地放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框架之中。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放置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延续了他185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所阐释的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观点，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个性”，体现了马克思毕生哲学思想中所贯穿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彰显了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是人类自身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衡量因素，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文化发展多样性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元性
马克思的晚年笔记通过对具体社会形态的实证考察，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多样性。马克思传记作家梅林曾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实践的人和思想的人在他身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永远胜过思想家的一面”。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从文化逻辑层面审视和比较不同社会形态文化的演进。一方面，跳出西欧的研究局限，将目光伸向历史的深处——拓展世界视野。《人类学笔记》展现了马克思晚年对非欧洲社会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深刻探索，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为其历史唯物主义补充了文化多元性与共同体原初形态的思考，清晰地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其中，《摩尔根笔记》是各笔记中论述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主要笔记，也是五个笔记的核心部分。该笔记对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以及原始文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完整的考察，清晰地展现了国家与文明形成所需的历史条件、内在动力及其具体演变过程，同时也勾勒出早期原始社会（原始文化）的基本形态与整体面貌。另一方面，聚焦差异性，体现“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马克思在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时，注意到“有一些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以致独自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例如，非洲长期处于蒙昧与野蛮文化相交织混杂的状态，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曾完全停留在蒙昧阶段，而美洲印第安人族系则连续经历了三个依次递进的文化时期。基于这些观察，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以“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为标题，指出各民族因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各不相同，都应寻求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道路，表明其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思考。在《人类学笔记》时期，马克思的文化逻辑主要是对古典社会进化理论的超越，明晰对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多样性问题的认识，指出人类的历史文化发展是多元的，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由此可见，马克思晚年对文化逻辑的建构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完整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文明框架，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深化对人的自由解放、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路径、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交往形式等时代问题的思考”。
四、结语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其“文化”概念的内涵演绎绝非零散术语的堆砌，而是一场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术语革命”。这场革命紧密嵌入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整体变革，呈现为一条清晰的“批判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的递升路径，标志着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从破除外在迷障，到奠定内在基石，再到拓展历史视野的不断深化。从马克思“文化”语义的演变来看，“术语革命”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论，渗透并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和范畴。回溯马克思“文化”概念的内涵变迁，这一“术语革命”实现了从批判继承到创新性生发的转变，从而确立起科学的方法论范式。
从“文化”概念内涵演绎的价值层面来看，马克思视域中“文化”意涵的不断发展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意蕴价值。一是瓦解错误思想，凸显批判—揭露性价值。马克思“文化”概念的演绎以批判为方法，以消解和反思性批判文化史为开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文化的“神秘面纱”和文化异化现象，一般性地揭示了资本与文化在特定条件下的逻辑矛盾。二是打破社会的枷锁，彰显解释—功能性价值。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立足于文化解放人、文化塑造人和文化发展人的基础，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文化进步的价值目标。三是超越文化的壁垒，升华科学—哲学性价值。马克思试图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理解政治制度、阶级结构和财产之间的关系，以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为出发点思考人的本质，将人类社会、政治和文化纳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重新回归和升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