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进路
王韶兴 王琳
摘要：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斗争精神作为关键赋能要素，其深层逻辑与实现路径是亟待阐释的核心议题。其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两个结合”的创造性进程中完成现代性转化，进而通过政治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内在贯通、传承性与创新性有机融合的内在属性确立了自身独特的价值内核与实践品格。在赋能现代化进程中，它通过提升政治能力、塑造战略主动、激发实践动力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系统作用机制，并依托理论武装、实践锻炼、制度保障与文化传承四维联动的培育路径，实现了实践效能的释放。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斗争精神；“两个结合”；作用机制；培育路径
正文：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趋势，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制度背景，其探索必然伴随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挑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时代历史方位作出战略判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新天地。”①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开创性事业中，应对 “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构成了党和国家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它不仅从本体论层面确证了现代化进程中主客体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更在认识论层面为我们构建起一个理解历史规律、运用斗争精神、驱动实践创新三者辩证统一的分析框架。
诚然，既有研究已从多重视角探讨了斗争精神的时代价值，或聚焦于其历史渊源，或阐释其内涵特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对于斗争精神如何深度“赋能”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进程，还需要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予以系统阐释。由此，系统阐释斗争精神如何有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回应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便成为一项兼具紧迫现实意义与深刻理论价值的学术探索。为达成此目标，本文将遵循“辨源-析性-明用-立培”的逻辑理路，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统摄全文的逻辑主线，旨在层层深入地揭示斗争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进路。
一、斗争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探究斗争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须从其深厚的理论与文化渊源入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揭示了其科学内核与核心特质；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了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民族品格。然而，斗争精神之所以能成为当代中国攻坚克难的锐利武器，关键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称“两个结合”）这一根本方法的桥梁纽带作用。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的创造性实践，将普遍真理与具体国情相贯通，将古老智慧与时代使命相融合，斗争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中获得了全新的时代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揭示斗争精神的核心特质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澄明了斗争精神的内在规定性，并确立了其问题导向性与实践指向性两大核心特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辩证法的本质是 “批判的和革命的”，揭示了其内含的否定性与超越性。这一论断为斗争精神提供了理论内核。恩格斯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指出 “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为斗争精神的普遍存在与永恒价值奠定了哲学基础。列宁则进一步强调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并阐释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规律，凸显了斗争作为推动事物发展根本动力的作用。
所谓斗争精神的问题导向性，是指其始终锚定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体现出鲜明理论特质。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系统阐述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强调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根本上规定了斗争精神必须以精准研判社会主要矛盾为前提，以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百年奋斗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洞察、驾驭和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正是这种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的问题导向性，决定了斗争精神必然具有深刻的实践指向性。它内在要求与改造世界的实践紧密结合，旨在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积极化解风险挑战，推动矛盾向有利方面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⑥这为我们党在新征程上有效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根本的行动遵循。因此，斗争精神不能止步于思想武装，而必须通过科学的实践方略，将其内蕴的政治勇气与历史智慧，能动地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其核心在于掌握历史主动，推动事业发展开辟新境界。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党的百年奋斗实践，彰显了斗争精神将思想伟力转化为实践效能的核心要义，即始终致力于推动历史进步的能动性与实践性。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斗争精神的精神气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斗争精神得以孕育、传承与升华的源头活水与深厚土壤，为其熔铸了独具特色的精神禀赋与价值内核。
其一，自强不息的进取品格，为斗争精神熔铸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底色。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刚健有为。《周易・乾卦・象传》提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表达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永不停步的精神品格。这种文化基因，使斗争精神在应对风险挑战时能够涵养强大韧性，转化为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持久动力。
其二，厚德载物的包容智慧，涵育了斗争精神辩证施策的思维品格。《周易・坤卦・象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寓意君子应效法大地包容万物的品德，彰显出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宏阔胸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 “和而不同”“中庸之道” 等理念，深刻蕴含着对矛盾对立面统一性的把握，这一智慧有力滋养了斗争精神，使其在坚守原则底线的同时，善于谋划灵活策略，在坚持斗争与促进合作中达成辩证统一，充分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其三，舍生取义的担当意识，标定斗争精神崇高清正的德性坐标。《孟子・滕文公下》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昭示了以道自任、守节不移的浩然正气。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精神基因，使斗争精神在关涉国家核心利益与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关头，能够挺身而出、敢于亮剑，勇于牺牲、百折不回，展现出坚贞不屈的崇高风范。
其四，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赋予斗争精神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礼记・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彰显了对变革规律的不懈求索与对自我超越的永恒追求。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精神基因，使斗争精神在固守根本价值的同时，能够因时而变、顺势而为，不断创新斗争路径与方式方法，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三）“两个结合” 形塑斗争精神的现代化形态
“两个结合” 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它将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揭示的普遍性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民族性渊源相结合，从而形塑了斗争精神的中国化时代化形态。
首先，“两个结合”澄明了斗争精神建构的辩证法则，奠定了其方法论自觉。这一原则要求在运用两种思想资源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的建构是萃取其“问题导向”与“实践第一”的核心要义，锚定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心任务的政治坐标。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斗争精神的建构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活其中如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等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基因，使之成为涵养斗争精神的深层文化渊源。由此，斗争精神实现了从朴素经验到方法论自觉的根本跃迁，它以科学理论为依循，以历史智慧为滋养，超越了自在自发的朴素抗争形态，成为一种具有明确指向性与内在规定性的理性实践。
其次，“两个结合”重构了斗争精神的价值体系，规约了其根本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为斗争精神注入了 “人民性” 这一核心内涵，实现了对传统文化中自发抗争意识的历史性超越，使其从传统民本思想升华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规约了新时代斗争精神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即由服务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转向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指向确保斗争精神始终聚焦公共福祉，而非私有性权力运作。人民性的价值内核与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指向，共同赋予斗争精神根本的正当性依据与道义力量，使其本质上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政治实践。这种公共性决定了它能够获得最广泛的群众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成为党凝聚社会共识、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的价值基石。
再次，“两个结合” 重塑了斗争精神的思维范式，实现了其认知能力的升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认识活动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通过 “两个结合”，斗争精神的应用不再依赖于个体或群体的经验直觉，转而诉诸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等科学方法论，用以对复杂矛盾系统进行整体研判、对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进行精准识别。这一思维范式的重塑，标志着斗争精神从一种被动应对的感性经验，转化为一种主动驾驭的理性能力，即运用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去认识世界、把握规律，并最终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能力。
最后，“两个结合”拓展了斗争精神的实践场域，规定了其功能的时代转型。新时代党的历史任务要求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定位区别于基于生存焦虑的应激性反抗逻辑，也区别于西方零和博弈的竞争逻辑。当前，斗争的场域已从传统的政治与军事领域，延伸至经济、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各领域；斗争的形式也从直接对抗，演化为包含制度竞争、话语权争夺等在内的复合型博弈。这意味着，斗争精神的功能定位也从一种否定性与防御性力量，转化为一种肯定性与建设性力量，成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实践智慧。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斗争精神，其科学内涵是一个由价值内核、思维范式、实践逻辑与方法论自觉构成的自洽且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以人民性为价值内核，确保了其政治本色；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意志表征，彰显了其主体能动性；以坚持问题导向为实践逻辑，明确了其工作方法；以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时代向度，规定了其历史任务。因此，斗争精神的本质，是党在长期执政和领导伟大社会革命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一种将坚定政治意志与科学实践方法有机融合，并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的高阶能力。它既不同于传统或庸俗意义上的“争斗”，也超越了单纯对抗性博弈，体现为在复杂实践中洞察矛盾、驾驭全局、开创未来的政治能力。这种能力确保党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中把握主动、在风险挑战面前作出科学决断，并通过切实的行动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社会进步。
二、斗争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属性
前文已从生成逻辑层面，廓清了斗争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科学内涵。接续此论，需进一步从本体论层面对其内在属性进行深入剖判。在确证其 “从何而来” 之后，必须进一步追问其 “以何而立”。因此，通过多维透视其内在属性，揭示其在价值立场、知行关系与历史演进中的独特规定性，不仅是前文理论逻辑的递进与深化，更从深层次确证了斗争精神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旗帜的独特价值。
第一，政治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彰显斗争精神的本质属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框架下，政治性与人民性并非割裂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斗争精神实现了政治逻辑与人民逻辑的同频共振，这是其最根本的政治属性。首先，政治性确立了人民性的实践导向，构成了斗争精神的定向保证。政治属性是政党的第一属性。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最高的政治就是民心。斗争精神的政治性，具体体现于党通过持续的自我革命以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确保其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正确方向。从通过反腐败斗争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因素以巩固执政根基，到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凝聚社会共识，这种鲜明的政治性确保了党在任何复杂斗争中都能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防止其迷失方向、脱离群众。其次，人民性构成了政治性的力量源泉，奠定了斗争精神的合法性根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开展卓有成效的斗争，其根本支撑在于背后站着亿万中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讲的斗争“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这一论述揭示了斗争的人民立场。人民性使斗争精神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与道义力量，使其从一种政治策略升华为价值信仰，成为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最后，二者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斗争精神的先进性。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斗争中，党通过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加强风险评估，为人民创造了安定祥和的生存发展环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斗争中，党通过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为人民释放了更多发展红利。斗争精神的先进性，正在于它将党的政治目标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使其兼具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与引领社会的思想力量。
第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内在贯通，彰显斗争精神的实践属性。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精神，斗争精神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自觉行动。其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内在贯通，形成了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首先，理论为斗争精神提供了理性基石，确保了斗争的方向性与原则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斗争精神并非情绪化的冲动，而是一种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洞察的理性自觉，它要求我们直面并剖析矛盾，而非回避或掩盖矛盾。正是有了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百年变局中始终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从而避免了斗争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次，实践性是斗争精神的活力源泉，确保了斗争的现实性与有效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到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都是对斗争精神实践伟力的生动印证。这些伟大实践证明，斗争精神唯有立足中国实际，回应现实问题，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最后，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内在贯通，构成了斗争精神自我扬弃、与时俱进的辩证发展机制。一方面，每一次重大的斗争实践，均为理论创新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与深刻的启示，推动我们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迈向新高度。例如，新时代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对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认识。另一方面，新的理论创新成果会反过来指导并引领新的斗争实践，使斗争更具系统性、预见性与创造性。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打破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束缚，确保斗争精神能够随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第三，传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融合，彰显斗争精神的发展属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斗争精神，既蕴含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深厚的历史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与实践活力。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发展属性体现为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首先，传承性为斗争精神提供了文化命脉与历史底蕴。斗争精神的传承性，核心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等精神的赓续与升华，这些精神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激励世代中国人奋勇争先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斗争精神正是吸收了这些宝贵的文化养分，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特有气节与操守融入自身，使其获得了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认同与精神支撑。其次，创新性构成了斗争精神的活力源泉与时代特质。斗争精神是一个随着时代、实践和科技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涵的开放性体系。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斗争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时代元素，实现了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范式向新时代 “伟大斗争” 的范式转换。新时代的斗争，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于革命年代，但其根本立场一以贯之：始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代表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宗旨和使命。新时代的斗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并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举措，不断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根本利益。最后，传承与创新构成“源”与“流”的辩证关系。传承是创新之基础，若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斗争精神便失其根与魂；创新是传承之发展，若缺乏与时俱进，斗争精神便失其生机与活力。在党的领导下，斗争精神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融合，成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精神系统。
三、斗争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机制
理论的生命力源于实践。斗争精神若要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大动力，需深入剖析其内部作用机制，探究其从理论潜能向现实治理效能的转化路径。从系统论与治理哲学视角审视，这一转化过程是由提升政治能力、塑造战略主动、激发实践动力与增强文化软实力构成的有机系统。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从内在精神到外在效能的完整作用链条，推动斗争精神从抽象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具象的治理效能，从核心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发展的实践成果。
首先，通过提升政治能力构筑赋能现代化的根本支撑。提升政治能力，是指斗争精神通过强化政治定力与风险驾驭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的政治方向与安全保障，构成了其赋能作用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要求党员干部在面对复杂政治局面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原则不动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威武不屈”等精神基因，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立场的稳定性与坚韧性，这种深层的精神定力，使党在意识形态斗争、政治制度博弈中始终坚守方向、立场不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这要求全党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将增强忧患意识与底线思维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在这一要求的指引下，斗争精神在风险治理中形成了风险研判应对机制，通过提前识别“黑天鹅”“灰犀牛”等潜在风险，并构建相应的应对预案，该机制确保了党在面临突发性危机时能迅速反应、有效控局。这种由斗争精神所塑造的政治能力，不仅使我们在面对外部意识形态渗透与制度性抹黑时，能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在防范化解重大政治风险的实践中，显著提升了党的政治领导力与执行力，确证了其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的保障作用。
其次，通过塑造战略主动确立赋能现代化的关键方位。塑造战略主动，是指斗争精神通过提升对复杂环境的研判与驾驭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竞争中确立有利方位，构成了其赋能作用的核心支柱。毛泽东曾强调，“主动权…… 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 所产生的东西。”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主动权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科学把握，在今天依然是应对复杂局面的重要方法论。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党“要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这一要求具体转化为三重战略实践能力：其一，机遇捕捉能力。在面对百年变局时，能够通过精准的斗争策略，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契机，推动国家发展实现战略性突破。其二，风险化解能力。通过坚决斗争，有效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战略遏制与打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其三，态势塑造能力。在与各国的竞争与合作中，通过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战略格局。正是这三种能力的综合运用，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够把握先机、赢得主动。
再次，通过激发实践动力提供赋能现代化的直接推力。激发实践动力，是指斗争精神通过驱动攻坚克难与创新突破，为解决发展难题、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直接的实践动能，构成了其赋能作用的活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一论断揭示了斗争精神的实践本质，即其效力必须通过具体实践方能显现。从作用机制看，斗争精神主要通过两条路径转化为实践动能：一是攻坚克难的突破机制。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瓶颈，斗争精神激励全党以深化改革与科技创新为抓手，系统性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二是创新发展的驱动机制。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与应对不确定性等多重维度，斗争精神均展现出化危为机的主动调适能力，推动将潜在挑战转化为结构性机遇。这种由精神伟力所激发的实践动能，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能在直面并化解深层次矛盾中稳步前行。
最后，通过增强文化软实力夯实赋能现代化的持久基础。增强文化软实力，是指斗争精神通过构建价值符号体系与凝聚社会共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的内生凝聚力与国际道义支持，构成了其赋能作用的深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底气。”这种底气源于对三大规律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在此机制驱动下，斗争精神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担当意识相融合，构建起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价值符号体系。在内部整合层面，其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有效促进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在维护社会团结稳定的同时，汇聚了全社会的奋进合力。在外部传播层面，通过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不仅在国内巩固了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更在国际舞台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展现了中国方案的道义感召力。这种由斗争精神所涵养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赢得了广泛的文化认同与道义支持，使其获得了可持续的发展动能。
四、斗争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培育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斗争精神的培育是对前述四重作用机制的系统支撑与逻辑回应，旨在构建一个能够持续供给精神动能的闭环系统。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培育路径需精准对接作用机制的“需求侧”：以理论武装确立“战略清醒”的认知前提，以实践锻炼夯实“战略主动”的本领基础，以制度保障优化“政治能力”的生成生态，以文化传承厚植“战略自信”的认同根基。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一个从精神涵育、能力锻造到效能输出的完整闭环，确证了斗争精神培育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
第一，理论武装确立斗争精神培育的认知前提。理论武装是斗争精神培育的逻辑起点，其功能在于确立科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立场，为后续的实践与制度提供理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这一论断揭示了理论武装对于克服认知模糊、实现从自发朴素情感向自觉理性信念升华的决定性意义。首先，理论武装的核心在于内化科学的矛盾观。通过系统研读经典著作，党员干部能够掌握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方法，精准识别社会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战略定力，避免陷入片面性误区。其次，理论武装的关键在于深化对“两个结合”根本要求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阐明了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时代背景、战略意义与实践要求，揭示了斗争的历史方位、主攻方向与科学方法。通过学习，党员干部能够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普遍真理同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时代任务结合起来，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好“为何而斗”“为谁而斗”的根本问题，使斗争精神彰显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深厚的民族认同。最后，理论武装的落点在于实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依托制度化学习平台，引导党员干部在理论学习中审视现实问题，在现实问题的思考中深化理论认知。这一过程旨在将理论知识内化为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坚定的政治立场，外化为分析和解决实际矛盾的能力，为后续的实践锻炼筑牢坚实的理性根基。
第二，实践锻炼夯实斗争精神培育的本领基础。实践锻炼是斗争精神培育的关键环节，其功能在于促成精神力量向实践能力的有效转化，是行为转化的核心场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这一论断阐明了实践在克服“斗争精神”空泛化、锻造过硬本领中的决定性作用。缺乏实践磨砺，斗争精神便无从谈起。首先，实践锻炼是意志品质的淬炼过程。通过在艰苦复杂环境与关键岗位的经历，党员干部在解决棘手问题与应对突发事件的实战中，经历心理承压与意志考验，能够有效克服畏难情绪，培育出直面矛盾、攻坚克难的顽强意志，印证斗争精神从思想自觉向行动自觉的转化。其次，实践锻炼是斗争艺术的习得过程。斗争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在专项攻坚等任务中，党员干部需灵活运用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精准把握斗争的时机、尺度与成效，逐步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诀，达成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其三，实践锻炼是经验智慧的传承过程。斗争经验往往深藏于个体。构建完善的传帮带体系，通过案例剖析与推演复盘，能够使隐性的个体经验转化为组织的理性财富，实现斗争智慧的代际传递与集体共享。
第三，制度保障优化斗争精神培育的生成生态。制度保障是斗争精神培育的坚实支撑，其功能在于构建一个能够稳定激发、规范与保护斗争精神的制度生态系统，确保培育过程的长效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是克服个体局限性、确保斗争精神培育常态化的关键。首先，构建常态化的学习教育制度。应将斗争精神教育深度融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建立斗争精神教育案例库、编写专门教材等措施，推动学习教育制度化、规范化，防止其沦为短期运动，确保持续涵养干部的斗争意识与理论素养。第二，完善全链条实践锻炼制度。制定科学的干部实践锻炼规划，建立个人实践锻炼档案与考核评估机制，将锻炼期间的实绩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证实实践锻炼在干部成长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优化精准化考核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将干部在重大斗争中的表现作为政治素质考察的核心内容。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消除后顾之忧。同时，强化问责机制，对回避矛盾的“太平官”进行严肃问责。通过构建奖优罚劣的鲜明导向，在干部队伍中营造崇尚实干、竞相作为的浓厚氛围。
第四，文化传承厚植斗争精神培育的认同根基。文化传承是斗争精神培育的深层基础，其功能在于提供精神滋养与社会土壤，营造崇尚奋斗、勇于担当的广泛社会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一论述阐明了精神谱系传承在凝聚社会共识中的基础性地位。首先，强化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革命遗址等红色资源是斗争精神的物化载体。应加强对红色资源的系统性保护与整合，通过创新展陈方式，运用沉浸式体验等多元化手段，增强红色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使其真正成为党性教育和斗争精神培育的生动课堂。其次，推动斗争精神的大众化传播。应充分利用融媒体平台，精心打造多样化融媒体产品，将宏大的斗争叙事转化为鲜活生动的微观故事，通过分众化、精准化的传播策略，增强宣传覆盖面，提高宣传到达率，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递。最后，促进斗争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应突破党内和校园的局限，使之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通过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精品等方式，树立可观、可感的榜样，引领广大民众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大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汇聚起磅礴的人民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阶段，各类风险挑战显著增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斗争精神已超越一般性的应对手段，成为一种融坚定政治意志与科学实践方法于一体的高阶能力，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它既是驱动现代化的深层动能，也是确保发展方向不偏离的战略支撑，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根本保障。究其根本，斗争精神的力量源自其内在属性的辩证统一：凭借这种统一，它系统塑造了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能力、审时度势的战略主动、攻坚克难的澎湃动力以及团结奋进的文化认同，进而将精神力量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把内在价值落实为可操作的实践方略。面向新征程，能否持续涵养并强化这一能力，直接关乎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现代化进程的全局稳定。因此，深入探索其在新时代的培育与运用路径，既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在新征程上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与战略任务。
（原文刊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