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31日第687期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是在群众中诞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面临着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脱离群众的危险。
关键词：政党政治；政党；研究；中国共产党；辑要
中国共产党是在群众中诞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面临着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脱离群众的危险。实现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制度化，是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是改善党群关系的内在要求，因而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增强治党管党和治国理政能力的关键之举和恒久之策。
2014年国内研究政党政治问题有三个重要背景因素：一是全党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三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部署。基于此，国内学者对以下政党政治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研究。
党群关系及其制度化研究
政党与社会（党群）关系是政党政治基本的且带有目的性的关系。它既是一个政党来源于社会、政党以社会为基础的关系，又是一个政党依赖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状况，记录着政党发展的历史，也映照着政党发展的未来。
有学者认为，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并行，政党与社会关系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近年来，一些国外政党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生态，积极建立健全党自身联系社会的组织机构体系，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完善政党与社会联系制度；关注民情民意，注重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正，树立亲民的政党形象；充分利用新技术，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目的在于，通过政党价值理念有机融合民众价值取向赢得民众价值认同，通过施政纲领关切民众利益诉求赢得民众利益认同，通过塑造良好执政形象赢得民众心理和情感认同。学者指出，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在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运行条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客观情况使得执政党一直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很不容易。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取决于执政使命和决心，而且取决于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制度化。从基本内容和实践要求的角度看，实现党联系群众制度化，涵盖党群关系制度的逻辑体系、价值体系和运行机制三个主要方面，涉及理论前提、内在要求、价值指向、关键所在、基本进路和重要保障若干内容。学者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群众中诞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面临着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脱离群众的危险。实现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制度化，是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是改善党群关系的内在要求，因而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增强治党管党和治国理政能力的关键之举和恒久之策。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主要是“客观要求”、“外力推动”、“纪律约束”的“机械过程”，向“内在需求”、“自觉实现”、“自我约束”的“机制过程”转变。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党治理研究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政党制度科学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能力是政党能力现代化。而政党制度科学化和政党能力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有赖于政党治理现代化。
有学者认为，实现从传统的管理型政党向现代的治理型政党转变，要切实推进党的法理理念现代化，不断推动党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积极满足网络时代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全力打造信息化政党，大力倡导包容性政党文化。学者指出，在中国的政党治理框架中，执政党占据领导地位，推进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文化、覆盖全面的组织网络以及有效的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等，成为政党治理可资利用的资源。依据治理活动的不同场域，可将政党治理分为党内治理、党际治理和党外治理，有效性、协调性和规范性是其活动的价值取向。针对这三大场域存在的核心问题展开的治理行动，如理想信念、党内民主、惩治腐败、政协协商、民主监督、理性执政、市场本位与和谐社会等，构成了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框架。学者强调，当下中国政党治理面临内外部的现代性风险与发展难题。从结构、资源与技术三方面对政党软实力进行结构优化与资源整合，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策略。
政党适应性变革与服务型政党建设研究
为了与“以人为本”、“职能有限”、“成本低廉”、“依法行政”等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相适应，执政党必须努力实现由权力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这涉及执政党执政实践观念的更新、职能的转变、能力的提升、法治的加强以及监督体系的完善诸多内容，是以服务型政党为价值指向的政党文明再造过程。
有学者认为，政党适应性变革是政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基于自身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现实需要，对意识形态、组织形式、发展目标、社会基础、制度规范和活动方式等政党诸要素进行的调整、转变或转型。目的在于经由执政理念的创新、组织结构的完善、活动领域的界定、权力资源的配置以及法治建设的加强，进一步凸显以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包容性、组织基础的社会性、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以及领导执政的有效性为支撑的服务型政党特性。学者指出，以此为价值取向的服务型政党建设，既是政党系统巩固合法性来源的过程，也是政党系统对社会大系统的有机嵌入，并通过开发和拓展自身的组织功能，增强对社会系统进行回应性适应。这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夯实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学者强调，以服务型政党为价值指向的政党变革，必然要打破已有的政治利益格局，意味着要更多地规范政党权力，保障和扩大政党成员及社会公众的权利。基于党员群众对惩治权力腐败的迫切愿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做出了积极有力的政治回应。这种政治回应的效果，既与政党自身的进取心有关，还与政党领袖的责任心有关，更与党员干部和社会群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及其质量有关。
法治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法治化研究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现代表达。建设法治中国，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内在地要求以法治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这既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条件和政治保证。
学者指出，政党法治属于政党文明范畴，是指以政党章程和国家宪法作为政党活动的总规范，政党法规和国家法律对政党权实行全面规制的政党治理模式，是与政党人治相对立的政党治理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政党法治包含民主与法制、权利与义务等丰富的制度意蕴，融汇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依法执政等诸多价值目标，涵盖政党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等全部政党生活，贯穿政党自身事务管理和领导、执政的整个政党行为的全过程。其中，政党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协调是政党法治实行的前提条件；阶级性和工具性相统一是政党法治特性的基本内容；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相统一是政党法治价值的基本形式。学者强调，政党法治的价值意义在于，通过政党法律的形成和至上权威的确立构成对政党权力的制约，目的在于保障政党权利、实现政党民主。从政党法治有形的制度形态的角度看，它是政党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表现；而从政党法治无形的文化形态的角度看，它是政党民主的观念、文化形态表现。在此意义上讲，政党法治不仅是政党民主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还是政党民主发展的路径依赖和保障机制。它不仅为政党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形的法制根据，使民主具有可操作性，还为政党民主提供了内在的价值指向，使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明确的方向感。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法治化建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要求摆脱人治无法可依的弊端，从主要依靠政党权力管党治党，转向主要依靠政党法规管党治党。从中国政党政治运行发展的现实出发，确立政党法治科学概念、把握政党法治基本特征、借鉴政党法治建设经验，深化政党法治理论认识，构建政党法治建设机制，是中国共产党法治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而培育政党法治信仰、健全政党法制体系、合理配置政党权力资源、完善政党权力监督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法治化建设的基本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