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希：中国共产党党社关系建构的现实基础与愿景

摘 要：当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面相，以及相应的演进和发展脉络：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时代，而不是以阶级为本位的时代；是走向社会公平的时代，而不是效率绑架公平的时代；是面向未来的“网络化人类”的时代，而不是“科层化人类”的时代；是价值诉求多样、多维的时代，而不是一元一统的时代。因应时代面相的大转换，党社关系建构必须有全新的思维和路向，即从“阶级化社会观”转向“阶层化社会观”，从政党中心主义转向社会中心主义，由“党管社会”转向“党服务于社会”，重点关注对象从“科层化人类”转向“网络化人类”，从加强与同质性社会力量的联系转向加强包括异质性社会力量在内的全员化社会联系。如此，党社关系的美好愿景，方可在不久的将来变为存在的真实。

关键词：执政党；社会；阶层化社会观；社会中心主义；异质性社会力量；网络化人类

设想中国共产党党社关系演进的美好愿景，必须对于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党社关系建构所置身的时代背景与环境状况，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必须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演变趋势和本质欲求，有一个确当的判断。那么，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呈现出的是怎样的一种时代面相，以及相应的演进和发展脉络呢？在笔者看来，简言之，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时代，而不是以阶级为本位的时代；是走向社会公平的时代，而不是效率绑架公平的时代；是面向未来的“网络化人类”的时代，而不是“科层化人类”的时代；是价值诉求多样、多维的时代，而不是一元一统的时代。因应时代面相的大转换，党社关系建构必须有全新的思维和路向。如此，党社关系的美好愿景，方可在不久的将来变为存在的真实。

1.从“阶级化社会观”转向“阶层化社会观

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在野党的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任务和使命，是以其先进性理念为指导，发动被压迫者，夺取执政权，以实现其构建新的理想社会的愿景，因此，它必须基于社会结构状况，进行必要的阶级分析，划分革命营垒与反革命营垒，进而以革命营垒为其立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破”字当头，展开对于反革命营垒的进攻。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是以阶级化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社会、看待和分析社会集群。

当着共产党的革命使命完结，上升为执政党，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时候，其所面对的历史使命，即由破而立，由革命转换为建设，由夺取政权转变为执掌和巩固政权，从而进行对于理想社会愿景的分步骤落实。此时，它所迫切需要的，是在执政理念上，及时地将“革命思维”转换为“建设思维”和“执政思维”，抛却对于社会基础的“阶级性”执拗，放开视界，转而以社会所有阶层为其执政基础----这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向建设转移的首要社会条件。可惜的是，这样一种执政理念的转换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极其痛苦而纠结，历史教训自不待言。这是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革命性政党，在执政理念转换过程中所面对的共同难题。中国共产党如此，苏联共产党如此，朝鲜劳动党、越南共产党也如此。政党类型学[②]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超过一甲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三十余年，但我们仍不敢断言，其政治理念的转换过程已经彻底完成。因为一遇风吹草动，“革命压到建设”、“专政代替法治”的鼓噪仍会不时在人们的耳畔响起[③]。

在此，我们无意否认当下中国社会的“阶级性”的存在，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阶段仍处在阶级社会时代。但同样显明的事实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是法律制度相对健全、司法体系相对完善的法治社会；当下我们的主旋律，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化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以之凝聚整个社会围绕执政党的向心力。期间出现的社会性问题，应当通过法治思维，遵循既定的程序，以法律的手段或者是政策和制度调整的方式予以化解，而不是动不动就意识形态先行，以惯习的、政治化的手段，挑动“阶级斗争”的敏感神经，人为地制造社会分裂和群体对立，瓦解近年来逐步形成的、以社会性、职业性阶层细分为基础的社会整体性[④]。就此而言，执政党构建以整个社会为基础的党社关系运行模式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还远未完成。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阶级”是一个偏于政治性的概念。作为一种特定背景下的斗争手段，“阶级分析法”往往被运用于以革命为主旨的历史时代；而在以建设为主旨的社会发展时期，“阶级分析法”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取“阶级”概念而代之的，是“阶层”这一以职业划分为特质的社会性概念。相应地，“阶层分析法”必将取代“阶级分析法”而走向前台。因应社会基础的这种时代性转换，当下执政党的社会发展理论，不应再像改革开放前所坚持的那样，仅仅在政治哲学层面发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⑤]，而应在社会哲学层面尝试全方位的阶层融合方法；执政党的党社关系建构路向，也应当从政治性的“阶级思维”转向社会性的“阶层思维”，从“阶级化社会观”转向“阶层化社会观”，寻求其社会基础的更加广泛的拓展空间。

要之，当代政党政治的一个普遍趋向，是寻求政党之社会代表性的扩展。在社会阶层细分与多元发展的当代社会，对于政党的社会代表性，更是提出了不同既往的新诉求。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就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政党政治发展要求。如果不能应时而变，拓宽执政的社会基础，而是仍然执拗于改革开放前“纯而又纯”的阶级基础，就会出现代表性不足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奠定宽厚而扎实的执政基础，并带动整个社会获取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

2.从工具理性到目的理性：社会本位的党社关系建构

就党社关系而言，政党是为社会而建立,而社会不是为政党而存在[⑥]。我们不能否认，政党皆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但过度关注自身以及自身利益，就会遗忘掉政党的社会责任。就此而言，一个现代化的责任政党，之于党社关系的重构，所应抱持的态度或谓立场，应是客观主义而不是主观主义，应是“跳出自己看自己，跳出自己看社会”，也即“从社会看政党，而不是从政党看社会”，从社会视角而不是从政党视角看党社关系。如此，执政党对于党社关系的判断以及重构，才能做到更加客观、更切实际、更为自觉，也更加富有同情和体察之心。对于一个负有庄严的社会责任的服务型政党，一个一个先进性与群众性相统一的政党，这样的思维转换，当是恰如其分的。

未来党社关系的建构所遵循的首要原则，是以社会为本位。这一原则，既是中国共产党党社关系历史规律的总结，也是政党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启示，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必然结果。

在建国初期的复杂社会局面下，或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时期，党社关系所遵循的原则，是政党本位。这缘于“纯洁革命队伍”的现实政治需要，因此，社会的自我发展欲求就退居次要的位置。但这一党社关系建构路向，也严重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当国家政权机构和社会团体没有能力满足对其寄予厚望的民众的基本需求时，整个社会的危机也就随之而生。”[⑦]

正是源于深深的危机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重心，转变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即是说，执政党在此一时期已经转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型政党。因此，党社关系所遵循的原则，是党的领导前提下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通过改善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状况，获取人民的拥戴。

此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细化，执政党逐渐认识到，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党的代表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社会代表性不足，日益成为执政党所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三个代表”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以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的新思路，相继成为党的施政方略，执政党力图“进一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合力”[⑧]。

未来党社关系的调整和建构，将以现代性的、以公民为成分的自组织化社会为基础。因为现代性社会甚至后现代性社会，已经是当今世界社会结构关系演变的潮流。此“社会”已然大不同于彼“社会”，这是一个更加注重公民自我权利和社团式自我管理的组织化社会，而不再是“碎片化”的原子社会；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不是只着意于经济效率的社会。置身此中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背负着沉重的无视个性发展的民族文化的历史包袱，但也不会脱离开此一潮流。在此背景下，偏执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正义的党社关系思路，显然已经日渐暴露出其社会吸引力和吸纳力的不足。

伴随着时代发展的步履，执政党已经由一个在建国之初本该及时转型的“革命型”政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型”政党，并且正在实现向着以社会建设与服务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党的转变。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下一步，执政党应尽快实现“华丽转身”，顺应社会由“碎片化”向自组织化的结构性转型趋势，彻底转型为以自组织化社会为中心和本位的建设性与工具型政党。党的中心任务，顺理成章地，也就转变为服务和满足以自组织化社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的需求，尤其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伴生的公平正义的根本欲求。由此，在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把握和处理上，执政党就更加具有工具性意味。

建构良好而稳定的党社关系，所应遵循的一个普遍性原则，是任何政党，均不应把自身的利益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至上。遵循此一原则，建构新型党社关系，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必须完成两个根本转变：对社会的认知，实现从工具理性到目的理性的转变；对国家政治的认知，实现从政党中心主义到社会中心主义的转变[⑨]。当然，这一新型的党社关系建构，需要更多地考量中国的具体国情、社情、党情和制度要求，由此所建构起的，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党社关系结构模式。

3.党社关系演进的现实与逻辑结构：由“党管社会”转向“党服务于社会”

衡量一个政府，从而衡量一个执政党成功与否的标准，首要的是看经济发展的人均水平，即经济效率；其次是看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化程度或者是二次分配的普惠程度，即社会公平。

正如上述，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已迥然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那种“群盲”和盲动状态，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一切向钱看”的物欲状态，而是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新的动向，即主体性自觉与自我组织，因而向着谋求社会权利及公民权利的方向转化，这既是社会成员代际更替的自然逻辑使然，也是社会理念发展、进步的必然逻辑结果。相应地，党社关系面临重新调适的社会要求和时代要求。党的任务已经迥然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率领人民走“穷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单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的目标，而是要转向满足社会新发展的全方位诉求：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公平诉求，满足人们的社会发展诉求、社会政治权利诉求和文化权利诉求。因此，党社关系理念要适应社会性质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就必须进行根本转型：由“党管社会”转向“党服务于社会”，由人民服从于政党转向政党服务于人民。正是敏锐地观察到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转型冲动，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尝试由“管理型”政党向着“服务型”政党的转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执政党，这预示着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

如此，自然就提出了一个由管理向治理、由善政向善治转轨的问题。足以令人欣慰的是，一个由管理走向治理的可喜的转型局面已然出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治理与管理的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它在根本上是一个体现社会民主与自治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强化社会各群体之主体地位和主体自觉性的观念体系。只有通过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动员起社会各阶层的智慧和能动性、参与性，使之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汇入各个层次的决策体系，并反复互动和榷商，执政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所提供出的公共物品，才是最大程度地合乎社会整体欲求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物品。

通过这种转型，执政党在此中也会获取执政的合法性资源。由此要求执政党在继续促进经济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的的前提下，寻求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突破。只是，我们所倡扬的社会公平，不再是我们曾经经历的“一穷二白”基础上的虚假公平，而是以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后盾的经济充分发展前提下的公平----这才是执政党获取和强化执政合法性的不尽源泉。

社会建设的大突破，在于通过混合经济等社会所有制的发展，提升民间社会的经济实力和活力；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在于通过对于社会之地位的提升和赋权，强化社会的主体地位、自组织建设和自组织能力。政治建设的大突破，在于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升公民的主人翁地位，强化公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我管理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参政议政意识。法治建设的大突破，在于确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并通过法律手段，协调与处理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保障社会发展的动态稳定，保障社会发展权不受政治权力的侵害。在一个法律权威不受尊重的状态下，社会治理多赖于政策和决议，这显然会危及到法度的尊严、法治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发展的恒定性和可预见性。而这正是执政党所面对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文化建设的大突破，在于为社会找寻到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思想共识，增强整个社会的文化凝聚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突破，在于在以人为本的根本前提下，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4。从加强与同质性社会力量的联系转向加强包括异质性社会力量在内的全员化社会联系

对于异质性社会力量的制度性容纳力，是对于执政党党社关系建构之现代性转换的重大考验。

何谓异质性社会力量？所谓异质性社会力量，即区别于社会普遍性或主体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诉求的、处于少数地位的社会性存在。

在任何时代，社会都是由同质性力量和异质性力量共同构成，这是由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只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较之古代社会，近现代社会异质性力量占有更大的社会比重。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异质性社会力量并非就是反社会的力量，相反，它们是社会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多样化的必然表征。任何人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统制，把整个社会驯化为完全由同质性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存在状态，都是有违辩证唯物主义的，因而是徒劳和枉然的。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政治实践看，既往执政党的党社关系建构，更加注重加强对于在政治价值观即意识形态上具有同质性的社会力量的联系，透过外围组织，比如共青团、工会等，团结和聚拢党外积极分子，组织基干队伍，培植党的社会基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执政党对于同质性社会关系的建构，尤为注重。在阶级斗争和“唯成分论”思维之下，执政党以“根红苗正”作为判定社会阵营的依据，吸收党员、发展组织，先看出身、成分和阶级阵营。作为执政党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阶级，无疑是执政党足可信赖的同质性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而地、富、反、坏、右，以及做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则被列入反动阵营，贴上“另类”的标签，成为执政党及其拥护者的异质性社会存在，这就使得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遭到主观上的人为削弱。当然，回过头来看，在以“革命”为主旨的狂热的非理性年代，执政党对于异质性社会力量的处理方式，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在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下，利益主体的多样化，造成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以及阶层之间、个体之间的差异与分化，甚至呈现异质性。反映到理念层面，则是人们的价值观日益呈现多重面相，更加丰富和多样。由利益主体的多元所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社会成员个体追求的差异化，一方面，丰富社会发展的样态，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物质和文化追求；但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细化，也使得社会存在样态更加碎片化，人们的价值观也以前所未有的多元分布的状态呈现出来，与主体价值观相比，甚至存在极大的异质性。这样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无疑极大地增加了执政党处理党社关系的难度，为执政党的党社关系调适工作提出了未曾有之的挑战。其中，与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有所差异的异质性社会构成，应当引起执政党的格外关注。是否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发展与这一社会构成的关系，关注其经济与政治利益诉求，倾听其发出的声音；是否能够始终以开放与宽容的态度容纳之、团结之，就成为执政党能否全方位地密切党社关系的时代性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5年5月底作出决定，要在各种组织中设立党组。这些组织类型其中包括经济、文化及社会组织。这可以视作执政党试图进一步加强其与社会各界的组织联系、更好地了解与倾听民意的制度化尝试。可以这样断言，对于执政党来说，在巩固同质性社会力量即基本盘的同时，更加需要的，是加强对于党外异质性力量的关注与联系，并予以制度化的包容，而不是限制甚至压制，这是多样化社会环境下，执政党所应抱持的开放与宽容态度。对于多样态现代社会而言，异质性社会力量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是社会实现“有机团结”的生态化表现，谁都无法回避。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能否正视差异，超越差异，容纳与团结异质性社会力量，是判断一个执政党是否成熟、是否具有现代属性的重要标志。

当然，这就给执政党提出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与协调好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的关系问题。党的先进性，要求党必须以同质性社会力量为其坚强后盾；党的群众性，要求党必须扩大其群众基础和代表性，容纳与团结异质性社会力量。在持续的经济社会建设时期，执政党的党社关系建构理念，应当注重对于异质性社会力量的制度性容纳，以实现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的有机统一，这是执政党处理与调适好党社关系、夯实其社会基础的应然与必然选择。

5.适应社会结构之代际转换要求的党社关系构成：从“科层化人类”转向“网络化人类”

2014年台湾政坛的“九合一”地方选举、2016年台湾地区新一届领导人选举以及香港的“占中”运动，所映射出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理念的新变化，足以令我们警惕与镜鉴，以检讨执政党对于社会结构的传统认知。

2014年11月底，台湾政坛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台湾政治生态的大事件。在“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国民党惨败。全台含外岛共22席县市长中，民进党获得13席，国民党仅获6席，其余3席由无党籍人士获得。在最重要的6个“直辖市”选举中，国民党更痛失台北和台中，仅获得新北市一席。民进党则夺得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4席，选战最激烈的台北市则由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以近24万票大胜国民党连胜文。雪上加霜的是，2016年台湾地区新一届领导人选举，民主进步党候选人蔡英文、陈建仁以689万余票（56.2%）击败中国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王如玄和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徐欣莹，并在“立法院”委员选举中获得68个席位（过半）。国民党的惨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跟上时代更替的步伐，没有看透“新人类”对于旧人类的本质性更替，也就是“网络化人类”对于“科层化人类”的大更替的棋局，仍在套用既往的老套手法应对选举，动员社会，显然就驴唇不对马嘴了。

再看香港的“占中”运动，大批年轻人参与，绝大多数家长也会摸不着头脑。然而，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社会观察、思考、了解香港的年轻人。例如，运动打破了一直以来不少成年人对年轻人的一些刻板观念。原来，看似自闭的年轻人并非自私孤僻，而是如此惊人地合群的互动者，在一个一个有机小圈子里，可以一呼百应，可以分工合作，可以无间交流。又例如，网上社交平台已经养成年轻人对事物不停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习惯，这首先是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来的。上一代人在青少年阶段，对消费一般是被动的：家长购买，子女消费，大体如此。这一代的青少年不同了，他们手里有钱，面对消费信息却不会轻易接受，而会在社交平台提出问题和意见，与群体里的朋友反复讨论，最后才决定买不买、要买买哪个。当这种“研究、思考、讨论、决定、行动”的有序行为模式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领域，就直接造成了今天年轻人逢事有看法、不会轻信权威的特点。

上述两个鲜活事例，无疑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新变迁和党社关系新局面，提出了时代性课题。不能自外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当下中国，也必须直面社会新世代的新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新挑战。社会学家卡斯特尔认为，当代世界出现了三大重要进程，即经济的信息化、社会的网络化、文化的虚拟化。这三大重要进程，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这一全新时代的最突出的结构性特征，就是网络（全球化）与自我（分子化）的两极对立结构。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社会结构的代际更替，已经不同于以往那种包含观念的代际传承在内的自然更替与接续，而是一种包含生理性的更替与观念性的更替在内的、“新人类”对于“旧人类”的本质性更替，也就是“网络化人类”对于“科层化人类”的结构性大更替。世代政治理论认为社会变迁所形成的"成长环境、社会经验、意识形态、生活价值、政策诉求"等世代差异对新世代的政治取向、政党认同和投票行为具有直接影响[⑩]。因此有学者分析，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失利，是科层制对于网络制的失败。在选举动员阶段，国民党因为不了解网络化人类的心愿和所思所想，以及选举动员理念和手段的落伍，因而失去了新世代的支持，其失败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科层制是单一主体治理。而比起科层制，网络制的优势在于多主体治理。用科层制对付网络制，是用落后对先进，因此必然失败[11]。

那么，“新人类”之于“旧人类”，或者说“网络化人类”之于“科层化人类”，有何本质性差异呢？

“新人类”或新世代是在以数字化、网络化为表征的信息大爆炸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族群，较之于“旧人类”，首先，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差异，“新人类”或新世代，头脑更少受到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这一群体更加关注社会正义、公平分配、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其次，网络交往的虚拟性和“人机交互性”，使得“新人类”或新世代更加具有个体自主性和自我性，主体意识更加显明，遇事更喜欢“自助式”解决方案，而不是像科层制人类那样，喜欢“找组织”。再次，面对日益严酷的生存竞争，“新人类”或新世代更加面向实际，更加注重自身生存、生计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此外，“新人类”是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体，具有两面性和极化特征。不同于旧人类，新人类在面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个人事务时，处事比较理性、自我，但在社交媒体所覆盖的舆论环境下，面对社会性或群体性事件或问题，受舆论环境的影响，往往表现出极其情绪化、感性化的一面，这样的个人情绪通过社交媒体的发酵，往往可以在瞬间即转化为公众情绪，掀起舆论海啸。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0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12]。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新世代能够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性，组织和搭建民间性公共平台，必要时可形成声势浩大的在线社会力量，对现实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甚至能够把线上动员力量迅即转变为线下动员力量，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世代社会现象。对于这种新世代社会现象，执政党如不及时予以研究并制定因应性对策，将会给执政党处理与协调其与社会的关系，造成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脱离社会，造成党社关系在结构上的“内卷化”和“空心化”。在这个最大的危险当中，尤其危险的是脱离青年一代。1984年“国庆”北大学生游行的时候自发打出“小平，您好”标语，生动地表现出当时党和新世代的良好关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非常重要。而在“网络化人类”对于“科层化人类”的结构性大更替的新新时代，此“青年世代”的观念内涵已经本质性地迥异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世代”，由于他们通过开放的世界和数字网络所接触到的信息海量增加，使得他们辨别事物的能力也就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世代”，因此，也就更为理性，更具自主性。

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于既往党社关系模式的最直接冲击，就是随着社会聚合形式的数字化与网络化，执政党及其政府再也不能够像管控传统社会与舆论那样，管控新兴社会与舆论。因为，民众已经由舆论的受众身份变身为信息与舆论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公民借助自媒体与网络传播，集舆论的制造者、传播者及受众于一身的现实，无疑大大提升了公民与执政党及其政府对话与博弈的地位。这就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与社会及其公民的关系，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信息与舆论的单向度输出关系，向着信息与舆论的双向度互动与对冲转换。

拥有青年才能够拥有未来，执政党只有处理好与青年世代的整体性关系，才有按照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推进中国进步的社会条件[13]。而面对这样一个不同既往的社会构成和新青年世代，执政党有多大把握与之建立融洽和谐的沟通关系，通过何种方式与之保持融洽与和谐的关系，而不至于脱离这一更富自主性和群体个性的一代，这是执政党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原载《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