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虹：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吕虹：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新变化[1]

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演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治的基本特征。目前，除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不仅在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所在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在现代社会，政党政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也会因经济或社会巨变出现相应的变化。肇始于2007年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对各国政党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探讨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新变化，总结其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提供借鉴。

一、执政党的执政环境出现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2]政党上台执政后，必然通过领导和掌握国家政权来贯彻实现党的政纲和政策，使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这是政党政治的核心。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国经济放缓，引发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面临种种压力，贯彻党纲和实施政策的执政环境变得日益复杂。

（一）债务缠身，经济环境恶化

由于美国银行业违规操作严重，次贷危机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金融危机，使美国很多银行、财团和企业破产。然而，金融危机并未局限在美国，而是迅速扩张至全球，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和全球金融帝国，美国爆发危机则全世界都难以幸免。

美国经济实力受到削弱。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银行体系和整个金融业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美国金融企业大量倒闭破产，特别是一些规模巨大的投资银行轰然倒闭，极大地遏制了美国金融业在国内外的扩张。而美国政府为了救助这些濒临破产的金融企业，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2012年1月2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5.29万亿美元，实际增长率仅为1.7%，而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逼近100％。[3]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10月上升到10.1％的历史高水平，是危机前失业率的两倍。2009年10月份以后美国失业率开始下降，但由于经济回升幅度较小，失业率降幅较小，在2011年3月份下降到8.8％之后再度回升到9．1％左右。[4]

欧洲债务危机频发。长期以来，欧洲各国以高额的财政支出维持着不切实际的高工资、高福利水平，这造成政府财政负担普遍过重。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水平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纷纷发行国债，出台“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债务负担。2009年末，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了希腊主权评级，投资者抛售大量希腊国债。在市场情绪带动下，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也大幅攀升，迫使欧元和欧洲股市双双大幅下跌，2010年起欧洲其它国家相继陷入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日本经济遭到重创。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0年2月2日发布的统计资料显示，日本5人以上企业的平均月工资连续3年下降，2009年下降了3.9％，创下自1991年有可比统计以来的最大降幅。数据显示，2009年，日本企业员工月平均工资总水平为31.5164万日元。其中，由于经济低迷和企业削减成本，加班费平均减少了13.5％至1.6672万日元，平均奖金下降了12.1％至5.2734万日元，平均工资总水平、加班费及奖金的下降幅度均为历史最大。调查同时显示，去年日本企业雇用的正式员工比上年减少了0.9％至3198.6万人。厚生省担心，工资水平如果继续下降，将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目前的消费低迷态势，也将增加日本走出通缩的难度。[5]

（二）民怨沸腾，社会环境复杂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呈集中爆发之势，社会动荡不安，社会安全形势下滑，执政党维护社会稳定难度加大。这种社会动荡不仅发生在欧美等发达和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包括落后地区和新兴国家，主要表现在：

悲观失望情绪蔓延。危机损及民众切身利益，多国失业率大幅上升。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形势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失业率达6.6%，失业人数为2700万人。报告中指出，新增的120万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北美、日本和西欧，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失业人数跃升至近400万。[6]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就业前景，使民众对未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上升。这场金融危机不仅在严重打击直接参与投资行为的美国成年人，而且引发了众多美国青少年的心理恐慌。据一项针对500名美国青少年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受访者害怕金融危机将对其家庭造成近在咫尺的负面影响。[7]

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此起彼伏。2009年1月，法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罢工潮，全国八大工会号召组织200多场示威游行活动，超过百万人参加；拉托维亚反对党和全国20多个社团组织了1万多人参加的示威活动，要求解散议会、提前选举，一些示威群众还试图冲击议会；立陶宛、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具有暴力色彩的社会抗议活动；俄罗斯自2009年初以来得到批准的游行和抗议集会已突破1000次。其他国家的罢工、抗议活动也呈多发趋势，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他们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

暴力犯罪事件增多。在各国的“占领运动”中，不少示威者以暴力行为发泄心中不满，他们的游行有时也会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暴力升级。2011年10月8日，上千示威游行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游行，示威者与保安人员发生冲突，保安人员使用辣椒水喷雾剂阻止示威者进入，场面一度极为混乱。[8]2011年10月15日，数千名意大利示威者走上罗马街头，示威者一度侵入并打砸了隶属意大利国防部的数间办公室。其间，数十名蒙面人混入示威人群，他们纵火焚车、砸毁商店和银行玻璃、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挑起暴力冲突。[9]此外，东欧、东南亚、非洲等一些国家的民众也诉诸暴力表达不满，抗议活动中频现打砸抢烧行为，盗窃、抢劫等犯罪活动也呈上升态势，危害社会治安。

（三）选举失利，政治环境严峻

金融危机的瑟瑟秋风迅速席卷全球，公司企业和个人持有的资产严重缩水，政府债务飙升，许多人因经济困境导致工作朝不保夕，普通家庭只好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在经历艰难经济生活的同时，许多选民将怨气撒向执政党，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中失利。

美国执政党选举接连失利。2008年10月，金融危机在美国多个行业肆虐之时，总统选举大战正酣。尽管布什领导的共和党连续两次入主白宫，但执政党坐视华尔街面临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而无所作为，致使选民纷纷倒戈。民调显示，47%的选民将经济问题归咎于共和党，只有24%怪罪民主党。结果如人所料，执政的共和党输掉总统大选，民主党高票上台，并在参议院改选中取得明显优势。然而，在民主党赢得白宫2年之后，选民对美国深陷经济困境的焦虑，以及对奥巴马政府的不满，点燃了共和党在众议院改选的胜利火焰，执政党在中期选举（议会选举）中再度失利。

英国工党选举连续败北。自2007年北岩银行危机以来，执政的英国工党使尽浑身解数救市、救经济、救工党。从北岩银行的国有化到政府参股注资濒临破产的银行，从召开伦敦G20峰会到宣布“2010年预算计划”，都表明工党试图为此次金融危机在国内造成的影响负责。工党救市，救经济的思路是“控制赤字，加大投资，削减开削，政府干预，银行监管”。当然，工党救市、救经济的原动力在于救工党。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选民对工党的努力并不买账，工党在国内外的选举中接连败北。2009年6月7日，英国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惨败，得票数落后于英国保守党和英国独立党。2010年5月6日，工党在英国下议院选举中失败，结束了13年的执政期，再度沦为在野党。

日本执政党国会选举失败。源自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日本经济，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出现战后少有的急剧下滑现象。2008年和2009年，日本GDP增长率分别为-1.0%和-5.5%，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尽管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在2008年8月、10月和12月先后采取了被称为“三级火箭助推”的“紧急综合对策”、“生活对策”和“紧急经济对策”措施，依然未能在选民那里获得加分。在2009年8月的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败在民主党手下，黯然下台。然而，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下，上台执政的民主党和国民新党联盟也未能幸免。2010年7月12日，日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

二、政党参与政治的方式和内容出现新变化

政治参与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的一般意义是“普通的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10]，而政党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是执政、议政、参与政治选举和组建政府等。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主义政党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和内容发生了诸多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应对国内危机成为执政党的当务之急

治国理政是执政党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此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波及范围极广，“多米诺骨牌效应”让许多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到来措手不及，执政能力面临重大考验。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资本主义各国执政党纷纷出台各种措施，拯救国家经济和挽回国民信心。

出台反危机政策和措施，提振经济。为了刺激经济，阻止经济进一步衰退，多数执政党采取多种应对之策。第一，投入巨资拯救大型金融机构，确保经济稳定。美联储自2007年底开始，通过每2周1次的低息贷款公开拍卖等公开市场操作对中小型银行进行救助。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9月推出7000亿救市计划，不但迅速接管了AIG、房利美和房地美，还对各大金融机构如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斥资上千亿美元购买其短期债务和“有毒资产”。第二，刺激经济，保就业。美国民主党政府出台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与再投资计划”，预计将创造350万个工作岗位。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推出总额420亿澳元的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制定了400亿加元经济行动计划，预计创造19万个就业机会。第三，减轻国民负担，缓和社会不满。在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投资中，有1900亿美元用于支持失业救济、医疗补助、食品券以及其他福利项目。

加强社会应急处置，力保社会稳定。多数执政党重视金融危机敏感期的社会稳定，一方面加强社会管控，引导社会舆论，防止民众情绪失控。拉托维亚反间谍机构甚至不惜以散布经济悲观论为由，逮捕高校教师。许多国家注意采取行政与司法措施，甚至武力打压，逮捕和起诉有关违法人员，防止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希腊、法国近期在应对骚乱或罢工过程中，均不同程度使用武力，驱散人群。另一方面，加强了与工会、社会各阶层的沟通对话，谋求弥合分歧。人民运动联盟主席、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在百万人大罢工当晚表示，愿与工会对话，促成政府、劳、资三方的谈判，在高校改革进程和内容上也作了适当让步。

加强内部团结，化解政治压力。危机面前，多数执政党或联盟首先强调加强内部团结，通过内部协商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为执政党施政护航。埃及民族民主党会同政府与各大企业和银行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推出一系列出口和贸易行业的紧急措施。同时，一些执政党也对反对党做出必要的妥协。加拿大保守党政府积极吸纳反对党建议，承诺减税、加大政府投入以及定期向反对党汇报预算执行情况，暂时平息了三大反对党联合抵制政府的政治危机。俄总理普京明确要求“统俄党”加强与其他党派的合作，实行社会取向政策，绝不允许社会动荡。

(二)在野党抓住“机遇”搅动国内政坛

尽管资本主义各国执政党出台了种种应对危机的措施，但由于全球市场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投资者信心不足，民众消费水平急剧下降，令不少执政党的反危机成效不理想。一些执政党一再加大反危机力度使政策工具捉襟见肘、政府债台高筑，顾此失彼之势渐露。各国在野党或反对党纷纷借机发难，利用议会舞台、压力集团、社会媒体和街头政治对执政党发起攻势，煽动民众向执政党及其政府施压，导致议会主导权易手，甚至出现政权更迭。

利用国内问题向执政党施压。通常情况下，经济形势好有利于执政党，经济形势恶劣则有利于在野党。金融危机之后，不少国家的反对党借机发难，挑战执政党权威。英、法、加拿大、希腊、俄罗斯、拉托维亚、保加利亚等国在野党，围绕危机责任、救市举措、经济刺激计划等议题，在议会内外展开激辩。多数反对党强调要追究执政党的责任，或要求举行信任表决、图谋弹劾政府，或要求举行提前大选。加拿大三大反对党结成联盟，向议会提出对政府不信任案。保加利亚反对党向议会多次提交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理由是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不仅没能使保加利亚更快走出危机，反而使情况更加恶化。日本民主党、智利反对党联盟、捷克社民党等国反对党抓住民众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对政策的不满，高调渲染本党主张向执政党施加压力。

利用民众不满抢夺议会席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下，经济都是政治生活的中心议题，因为经济事关国计民生，人民总是拿经济表现来评判政府绩效。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国家的反对党利用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加快在议会中扩张的步伐。在201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以压倒多数夺回对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还赢得了超过一半的州长职位。2011年5月22日，塞浦路斯主要反对党民主大会党赢得了议会选举。2012年7月9日，墨西哥反对党革命制度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均取得胜利。当然，由于美国、塞浦路斯和墨西哥都是总统制国家，议会选举的结果并不导致政府更迭，只是议席的分配发生相应变化。虽然执政党的根基在议会选举后勉强得以维持，但反对党力量上升势必给执政党的政策实施增加难度。

利用执政党颓势更迭政权。民生问题令许多国家的执政党疲于奔命，反对党则利用执政党颓势逼其交权下野。除了前文提到的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大选后政权易主外，还有不少国家的执政党在金融危机的风暴中退出政权核心地带。2008年11月8日，新西兰反对党国家党在议会选举中击败执政的工党，赢得政府组阁权。2009年10月4日，反对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赢得希腊大选，组建新一届政府。2011年5月26日，爱尔兰执政党共和党遭遇历史上最惨重失败，最大反对党统一党与工党联合执政。2011年6月５日，葡萄牙最大在野党社会民主党得益于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不满情绪，重挫执政的社会党，组建新一届政府。2011年9月15日，丹麦反对派联盟赢得议会选举，取得组阁权。2011年11月21日，西班牙保守派反对党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2012年5月6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举行之后，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沦为在野党。

三、政党制度的新动向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关于政党结构及其活动规范的总称。从狭义角度看，政党制度指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组织体系、活动方式等如何在相互影响的制度规范内发挥作用。从广义角度看，政党制度指一国主要政党的数量，即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或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11]本文所指的是广义上的政党制度。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资本主义执政党面临空前的压力和挑战，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一)政党自身的新变化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开始出现“向中间靠拢”的趋势。在此次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冲击下，西方政党政治虽然大体延续了这一趋势，但也出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新变化，一些看似矛盾的动向反映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探索与调适。

意识形态呈现“向左转与向右转”并行的趋势。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一些欧洲国家难以支撑高福利的国家体系，移民问题凸显为严重的社会新矛盾，右翼势力借机迅速壮大，人气节节攀升。从丹麦自由党到更好匈牙利运动，从瑞典民主党与真实芬兰党到斯洛伐克国家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再到德国国家民主党，欧洲右翼边缘政党在国家和地方议会中占据了众多席位。与此同时，欧洲政坛出现了一些左转迹象。在2012年3月举行的斯洛伐克议会选举中，左翼的方向党获得议会半数以上席位。4月27日，罗马尼亚中右翼内阁倒台，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克多·蓬塔奉命组阁。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左翼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也赢得了大选。

执政理念以中右路线为主流。欧洲国家传统上由左派和右派政党轮流执政，但在金融和债务危机以及经济衰退的压力之下，欧洲各国的执政党，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大多采取了救市措施，纷纷制定增收减支、大幅削减公共赤字的财政计划，采取了降低福利水平、延长退休年龄、减少教育投入等偏右的社会政策，期望借此恢复财政健康，促进经济平稳复苏。然而，欧洲各国公众对此普遍不满，各国执政党支持率因此全线下跌，而奉行“中庸”之道的中右政党的执政理念在欧洲范围内获得了更多认可。这一点从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2010年瑞典、波兰和英国的选举，以及2011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选举结果中得到印证。中右路线受到欢迎的原因是右翼政党向中间靠拢，在医疗福利、环境保护等题目上采纳了原属于左翼政党的一些立场。

技术官僚当政救国。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将“欧猪五国”[12]推上了风口浪尖，也让技术型官僚颇受青睐。首个因债务危机下台的是爱尔兰前总理布赖恩·考恩。2011年3月9日，教师出身的统一党领导人恩达·肯尼成为爱尔兰新总理。同月，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因经济紧缩计划遭到议会否决而辞去总理职务，经济学家佩德罗·帕索斯·科埃略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11月6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同意下台，经济学家、欧洲央行前副总裁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出任总理。11月12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递交辞呈，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政府任总理，组建了由银行家、外交官和企业高管构成的“技术型内阁”。11月20日，著名法学家拉霍伊领导的反对党人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西班牙议会选举，就任首相。

(二)政党制度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进行合法社会政治活动的规则、程序和方式。按照轮流执政的政党的数目，通常把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划分为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制。[13]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举行了总统、议会和地方选举，不少深陷危机的执政党在选举中失利或以其他方式被迫下台，而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资本主义政党制度。

美英资本主义两党制遭遇挑战。美国和英国是两党制国家的典型代表，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堪称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英两国的两党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两党政治不满。据《华尔街日报》评论，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显示，多达四成的选民认同茶党，这足以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14]茶党能否长久存在姑且不论，但它确实鼓舞了那些挑战两党制的人，给美国两党制造成不小的冲击。再来看英国，2010年大选使英国出现了36年来的首个“悬浮议会”，保守党被迫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首个联合政府，在现实中打破了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中国人民大学宋教授认为，从英国大选的结果看，保守党、自民党两党联合执政，意味着英国从“两党轮流执政”转变成了像德国等欧洲国家一样的联盟政府。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学术界一般都会认为两党制被打破，英国开始了联盟政府时代。[15]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受到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不少欧洲国家的政党在选举中“失宠”。例如：共和党长期主导着爱尔兰的政治走向，并带领爱尔兰从一个欧洲穷国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在2011年的选举中却惨遭到选民的抛弃。由于主流政党面临诸多困境，一些边缘性政党的作用日益重要。在2011年的选举中，具有疑欧情绪的真正的芬兰人党成为芬兰的第三大党；吹捧民粹主义的荷兰新自由党使得主流政党纷纷对其大献殷勤；以反移民而出名的荷兰新自由党成为议会二院第三大党；对外来移民持敌视态度的瑞典极右翼政党民主党首次取得进入议会的资格。主流政党边缘化和边缘性政党主流化严重冲击了欧洲政党体系和原有的多党制政党制度，政党联盟逐渐增多，不少执政联盟中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相去甚远，都是为了执政而联合。[16]

阿拉伯世界的一党专政制度被推翻。由于历史习俗、文化传统和宗教因素，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多为一党专政或独裁。当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和缓解措施，导致大量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失业，引发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动荡过后，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国家在推翻一党专制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进步。在中东骚乱的起点突尼斯，人们将独裁者本·阿里赶下台，结束了宪政民主联盟的一党专制。在也门，萨利赫长期实行极权统治，执政党全国人民大会一党独大。2011年10月，萨利赫在国内外压力下和平交权。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是一个“不要政府、党派、议会代表、军队和阶级”的国家。如果说利比亚有政党组织，那就是卡扎菲曾经领导的“自由军官联盟”。2011年10月，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独裁统治以血腥的方式结束。在埃及，穆巴拉克时期表面上是多党制度，但埃及的多党制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自上而下建立的，政府扶持的民族民主党长期执政，形成该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是实质上的一党专政。2012年2月，穆巴拉克在压力下被迫辞职。叙利亚的局势目前仍不明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一党专政必将终结。有观察人士指出,“叙利亚改革方向是从一党独裁向有限多党制转变。未来叙利亚政府可能包括反对派和温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复兴社会党与其他党派一起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由选举结果决定哪个政党执政。解决叙利亚危机能否走到这一步,令人期待。”[17]

四、结论

历史表明，历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都会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从1929-1933年间的大萧条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莫不如此，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尽管从危机发生到现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它对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和冲击是全面而深远的。中国依靠稳健的银行与货币体系以及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受到全球金融危机本身的冲击要相对小得多，但危机对中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严峻而深刻的挑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压力。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打击了“市场万能”的理念，使美国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批评和质疑，放任市场和削减社会福利的思维失去市场，重视国家作用、保障社会福利、维护欧洲模式的主张重新受到关注。金融危机也触发了不同政党关于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理论、思潮乃至国际秩序与体制之争。众多主流政党深刻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批判美国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乃至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考验，资产阶级政党作出了各种探索和调适，总结它们的经验教训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有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意义。